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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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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版:上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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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6版:上证研究院
    新时期中国改革将碰触两大核心敏感点
    基本公共服务
    不能失去“准星”
    扩大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平稳增长有多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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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平稳增长有多重功效
    2008年03月10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杨英杰
      ⊙杨英杰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继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进一步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2008年政府的九大任务之一。可以看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心。

      “改革攻坚”一词的提出已有多年,我们以为,对“攻坚”一词内涵的不明晰是导致我们仍有可能较长时间处于所谓“攻坚阶段”的重要原因。攻坚,并不是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或者农地制度改革等局部的问题,所有这些部门或领域出现的亟待解决却又处处掣肘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门自身利益对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意愿、行为的禁锢和约束。虽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已经建立,但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在加大。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必须适时转向改革的发动者和推进者即政府自身,把政府自身的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政府长期主导资源配置,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积极因素,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这使政府长期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重视经济转型而忽视社会转型,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于今愈发明显,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把自己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资源转移到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来。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总称,包括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在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投向社会性公共服务方面,包括:教育公共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就业公共服务等,这些方面的支出占公共支出的较大比例。

      新世纪以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及时制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去年以来,世界经济环境的动荡恶化,对我国出口影响较大,扩大国内需求愈益紧迫。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国家外汇储备十分充裕,特别是在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分配比重偏高,居民所占份额偏低,决定了政府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8-2007年的十年间,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在1.5以上,即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速(按现价计算)的1.5倍,2007年更达到1.8倍。税收收入的长期超常增长,再加上非税收入的增长,必然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提高,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可以说,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正逢其时。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除了其自身支出所产生的扩大就业、增加产出的直接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通过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投资乘数,扩大产出,增加就业。

      无论是政府支出还是私人支出的增加,都会在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相当于投资增量一定倍数的国民收入得以产生。这种收入增量对投资增量的一定倍数称为投资乘数。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密切相关。因为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投资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越强烈,从而使新增加的收入也就越多。理论上,投资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0.75,那么,投资乘数就等于1/(1-0.75)=4。即新增加一元投资,最终将得到4元新增国民收入。因此可以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影响投资乘数及影响投资(包括政府投资)最终实际产出效果的重要变量。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101个国家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过程中,其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即投资乘数为2.57。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经济发展“标准结构”数据的上限,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0.611,长期投资乘数也远低于国际水平。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和不到位,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预期,出现了以往所没有的“有钱无处花、有钱不敢花、有钱不愿花”的现象,导致居民现期消费更加谨慎,加大了储蓄的比重,最终使全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令人振奋的是,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别是更加重视以调整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为抓手,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言以蔽之,调整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支出比例,亦即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不仅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在今后一个时期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国内经济的平稳增长更具直接的推进作用。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