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两个与民生相关、并影响下一步改革方向的话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尤其是公共服务，直接影响老百姓生活，人们谈论更多。不过，在众多议论中，有两种声音值得一议：一种是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超配要求，还有一种是对公共服务供求关系的认识失当。

　　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有人提出，既然要优先发展教育，那么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否能向前延伸至13年，国家把学前教育也包了。又比如，在医保和医患关系方面，有人认为应大幅提高医保金额，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有人提出要提高医生待遇，免除其后顾之忧，以缓解医患矛盾，等等。

　　总之，政府要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投入，尽可能多地为公共服务“买单”。尽管在今年的总理报告中，国家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已经有了更多承诺，相关财力投入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以往，但人们似乎还需要更多，还有许多矛盾有待解决、有不少缺口需要填补。

　　怎么办呢？怎么来看待中国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时期，出现的这种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新矛盾呢？

　　是采取“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加计划经济时代平均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还是量力而行，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在供给方式上引入市场机制，以获得用一分政府投入带动十分社会供给的杠杆效益，从而使公共服务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超配，那么尽管一时看起来很美，但其后果是很危险的。一则公共服务有其刚性，上去了就下不来了。中国有13亿人，上去一点，财政上的数目字就会很惊人，造成沉重负担；二则算上每年的增长率，将会对今后的财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背上包袱，影响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果我们对公共服务的供求关系理解走偏、操作失当，那么不仅不能缓解当前的矛盾，反而会增加新的麻烦。比如，目前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是有不足，这是个问题，但更大问题是教育投入不均衡，特别是对次发达地区的投入与发达地区相差很大。还有医患矛盾，一方面是包括人材在内的各种资源向大医院超配，造成老百姓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医生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医院、乡村医疗机构又不能发挥基本作用，造成资源浪费。

　　总而言之，目前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比总量问题更严重。不解决这两大问题，再多的投入也可能是白费，再好的设想也难以济事。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关键，是对不合理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首先从体制上进行改造，然后从方式上加以调整。

　　就政府而言，在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对基本公共服务要以均等化的目标加以管理，让全体老百姓公平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进服务供应竞争，保障有效供给，让老百姓得到价值相当的服务，进而促使公共服务的供给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粗糙方式，提供不受欢迎的公共服务。

　　说到基本公共服务，我们的思考需要有一个基准点，这就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就经济而言，一是经济基本面情况，二是经济运行方式。基本面情况大家都熟悉，不必赘言。经济运行方式却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一大成就，就是走上了市场经济轨道。用市场化方式解决供求问题，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基本公共服务也不例外。

　　我们在考虑公共服务投入时，如果能巧用市场杠杆，那么不仅会直接造福于老百姓，改变老百姓的消费预期，为扩大消费注入强劲动力，而且还能拓宽社会服务市场，创造服务岗位，提升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使之能有更多的钱用于公共服务，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才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最理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