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过去一年的世界经济大事记，不能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两件事。美国经济疲软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之间的鲜明对比，让人们尤其是学者们更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al economics）一直以来是以“激进——渐进”的二分法来划分经济转轨策略的，中国的经济转轨被公认为是渐进式转轨的一个典范，而中国的成功无疑加重了在“激进——渐进”转轨策略选择中的“渐进”筹码。

　　其实，转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理论框架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迄今为止，共有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个范式可作为理论分析的参照系。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于1980年代，因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为应对拉美经济危机而执笔的《华盛顿共识》而得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华盛顿共识”界定为：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但是，伴随着转轨实践的发展进程，也渐渐暴露出 “华盛顿共识”的诸多弊端和无力应对或解释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继而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华盛顿共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盛顿共识”的根本思路，其学理依据依然是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他全面和理性地思考与分析了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以期对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他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由此，《北京共识》表明，经济转轨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同样也要注重社会变化，并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来改善社会。

　　在这三大范式基础上，荷兰格罗尼根大学经济学教授Herman W. Hoen 把转轨须完成的改革内容划分为四大类：稳定性改革、自由化改革、私有化改革和制度化。

　　其中，稳定性改革是指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这是改革追求的首要目标。同时，要实现对贸易、生产和价格的自由化改革。本来，实现自由化改革是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必然要实施的一项改革，但鉴于价格在灵敏反映稀缺性以保证市场功能良好运转方面有作用，他将自由化改革单独列出并加以强调。

　　至于私有化改革，学者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实现私有化上，并想当然地强调大规模私有化的必要性。为此，Herman特别提出，私有化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市场参与者真正成为将收入仅依赖于市场交易的行为主体，即表明私有产权更能承受寻租行为的不利影响。

　　在对转轨步骤与内容的理解中，他视制度化改革为最关键的一项改革。因为，制度化改革包括所有与建立一个能保证市场良好运转的法律框架有关的举措，具体包括保护既定所有权，保护和约自由和界定市场参与者的责任和义务。在转轨中，旧的制度和体制逐渐崩溃，新的制度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社会中很容易出现“丛林”法则盛行的局面，因此制度化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虑到上述改革须完成的四大内容发现，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激进——渐进”二分法很容易给人造成误导，因为激进式改革的学理依据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而渐进式改革的学理依据是后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主义把转轨过程简单地理解为旧制度的废除与原有游戏规则的改变，认为市场制度完全可以人为建立，而且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来，改革所要做的只是去除掉对消费者的非预算性约束和对生产者的非技术性约束。而后凯恩斯主义则反对将市场机制视作瓦尔拉斯均衡，并要求政府介入。

　　因此，新古典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稳定性改革和自由化改革方面。如果考虑到私有化改革和制度化改革两方面，这两大学派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自然也可以得出“激进——渐进”二分法的片面性，简单的“激进——渐进”二分法其实掩盖了经济转轨的复杂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