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洪波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统计数据，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如此前公众预料中的那样，同比上涨8.7%，创近十二年来的月度新高。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6.6%，增速再创3年来新高。
2月份的CPI、PPI数据延续了两个主要特点：
其一，涨速的趋同性与主导上涨因素的非重叠性。从去年至今，PPI与CPI涨速的差距越来越小，这意味着PPI向CPI传导的速度在加快，二者的趋同性日益明显，但这种趋同性仅仅体现在涨幅的影响与传递方面，并不体现在主导上涨因素的重叠方面。
这一点从具体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2月份，CPI同比上涨8.7%，食品价格上涨23.3%，仍是带动CPI上涨的主因。2月份PPI较上年同期增长6.6%。从品种来看，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7.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7.9%；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7.7%、15.0%。
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即CPI的上涨动能，除了粮食价格的带动，PPI的传递效应对CPI的上涨亦构成明显压力，这使得化解CPI压力显得更为紧迫。
其二，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此前所言，目前的价格上涨，仍然属于由农产品价格上升主导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它与全面的、持续的、轮番的价格上涨引起的明显通货膨胀还是有区别的。在2月份的CPI当中，除了食品类价格上涨了23.3%，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6%，其他项目涨幅都非常小，像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还下降了1.4%。但是，对于PPI传导可能引发的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以防止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转化。
CPI、PPI涨速的趋同性与主导上涨因素的非重叠性决定着，要化解CPI的压力，应该各有侧重点，才能使调控取得好的效果。而且，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长期解决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南辕北辙，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目前，CPI上涨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涨带动的，对于这一成因判断我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以短期思维——比如成立类似“应对猪肉价格上涨应急领导小组”这样的应急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我认为存在巨大隐忧，因为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我国转型期的生产、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粮食供应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是一个长期行为，并且，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趋势。
从国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另一数据是2.5亿人，姑且以2亿人为准），其中，离开了本乡本土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工大约有1.2亿人左右，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已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约8000万人。这意味着，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迅速减少——在不少地区，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在一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另一方面，脱离农业生产的这两亿劳动力，不仅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劳动力，并且，收入的增速也高于农民工（如2006年，农民工人月均收入比2005年增长11.5%），这意味着对肉类食品、精加工食品消费能力的增强。
同时，我国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仅在4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即使以保守的60%城市化率水平为目标，我国也有50%的扩展空间。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市民过渡的过程，也是耕地面积随着城市规模扩张逐渐减少的过程。显然，食品供应紧张态势不是短期行为，相应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存在。需要强调的是，食品类价格上涨推动下的CPI上涨，是在我国连续四年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发生的，倘若因受灾减产，相关压力可能更大。
从国际情况来看，现在发达国家在全力以赴预防未来的能源危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粮食经济学家约阿希姆·冯·布劳恩指出，美国将于2008年将四分之一以上的玉米用于乙醇加工，作为汽车燃料，欧盟也计划在2010年前将生物能源产量达到1100万吨。为此，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通过国际贸易弥补食品缺口的道路不仅变得狭窄，也因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日益危险。
因此，我们绝不能把CPI创新高，当成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去对待——尽管的确有春节消费因素、雪灾因素等短期因素的影响——而应该采取长期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我认为，在粮食供应压力日益加大的今天，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应该尽快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集约化生产，发展现代化农业，以应对粮食供应长期趋紧的态势。所谓集约化农业生产，是指在同一面积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的经营方式，即在现有的社会技术经济条件下投入达一定的边际效益水平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集约化农业生产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养殖业，如集约化养猪生产，它应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合理的工艺流程，全面的饲料营养，科学的繁育体系，严格的防疫制度，将以家庭式饲养为主的传统养猪业转化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养猪生产。
我曾在去年访问澳大利亚，结识一位澳大利亚的农民，他拥有一个120公顷的农场，每年的净收入折合成人民币达到近500万元，而这个农场却只有他们一家四口人在经营。集约化生产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能节省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我国部分地区“用工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无疑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集约化生产要求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生产集团化、规模化，而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约化生产经营的条件，如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地多人少，甚至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市场化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农村中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才也在增多等等。同时，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呈现规模化、加速化的趋势，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面临转型，除了以往常见的“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流转”、“土地流转经营公司参与流转”、由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权直接转包给业主的“业主租赁”、将土地经营权交给集体再由其转包给业主的“反租倒包流转”等模式，又涌现出“股田制”、“农地招商”等多种模式（详见2008年2月28日《半月谈》报道）。这为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农业集约化生产已经做得有声有色。
当食品类价格屡屡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的时候，当这种推动力有可能长期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摈弃短视思维的局限，以长期思维来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只有这样，CPI上涨的压力才能最终得到化解。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