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也
合理的财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自动稳定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提出了不少减税建议，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个税税率、取消利息税、单边征收印花税、减免农产品加工环节税费等等。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不存在减税最佳时机的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最佳时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减税是一个大趋势。远的不说，仅仅三月份前十天，世界各地有关减税的消息就不断传出：泰国政府把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年收入10万泰铢提高至15万泰铢，上调50%；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刚刚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31亿比索的减税方案；韩国拟在2013年前将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13%～25%降至10%～20%；印度对部分汽车车型实行减税，最高达14%；新西兰政府将制订并推出一项个人税收减免计划……
笔者研究发现，最近几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展开减税活动，无论是从减税规模来看，还是从减税的国家数量来看，都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不确定性加大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全球化步伐加快，资本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速度加快有关——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向税率低、获利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减税不仅是某个国家的孤立行为，更是在竞争力量倒逼下相关政策联动的结果。高税负的国家可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见，减税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而大部制改革为减税提供了一个契机。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标志着我国阶段性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此次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促使行政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大部制改革一个可以预见的好处是，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那么，这与减税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税收等于政府活动的成本，政府在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质量不下降、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把民众为消费公共物品和服务所需支付的代价——税收减下来，便意味着政府活动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升，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和福利状况的改善。同理，当政府能够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就为减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建国以后，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行政机构改革。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包大揽，财力高度集中，企业不仅纳税还要上缴利润，而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过渡，政府职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部分原本由政府承担的事权下放，或由市场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财权也应该跟着减少，税收也应跟着下降。但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中国财政比年度预算超收7239亿元，当年增幅达到惊人的31%。据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估算，2007年中国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6%。
在政府职能悄然转变、事权减少的情况下，政府活动成本不降反升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大结果：
一是浪费严重。政府部门每年的吃喝招待费用、出国考察费用、公车费用等等，动辄数以千亿计算，成为每年两会代表、委员质疑的焦点。3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年间增长近一倍；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
二是政府投资盲目扩张。《暸望东方周刊》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
尽管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减税的呼声甚高，但以税务、财政部门为主体的反对声音也不少。一种反对减税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倘若减税，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足，就会导致就业率下降。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读。政府收缩投资并不意味着总投资的大规模减少，而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调整。如果减税，就会刺激社会投资，这不仅能够弥补政府投资收缩的缺口，还将因投资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合理性的提高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企业收入的提高和职工收入的提高，进而使税基加宽，增加政府的收入。因此，减税是调整投资结构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结构的最佳选择。
还有一种反对减税的观点认为，如果减税，就可能减少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进而，损害公共利益。这同样是一种悖论。减税意味着民众支付公共产品成本的降低，将增加居民的收入，这可以减少社会保障压力，而且，这种做法较之政府完全包揽可能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减税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收入的降低，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率和税基，当税率下降税基增加时，政府的税收收入同样会增长。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在减税的同时，都在压缩政府的开支规模，两者是一种对应关系。此次的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一个亮点在于，把过去分散交叉的职能进行了整合，提高了效率，相应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税收作为政府活动的成本，它的增减直接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当政府职能在大部制下发生转变、效率提升的情况下，就为减税提供了可能。
在次债危机影响我国的情况下，减税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其一，减税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刺激消费，弥补次债危机下出口减少的缺口，而且，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其二，减税能有效刺激社会投资需求，增加个人的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解决困扰我国的就业难题。第三，减税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资本和人才流动中的竞争力。第四，可以促使政府改变浪费行为，提高财政的利用效率和透明度。第五，可以减少因税负过重而引发的偷税、逃税、避税行为，激发企业和民众纳税的自觉性。
因此，我认为，大部制改革为减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而减税，无论对于民众还是政府，都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