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人原本是最不忌谈钱财的。古往今来，走遍世界，似乎谁都没有像国人这样，把“恭喜发财”挂在嘴上，贴在门上。但是，中国人真正有了相当的资产和财富积累，出现一大批能挣大钱的明星、名流、企业家，乃至涌出了各行各业的财富排行榜，还是近年来的新鲜事。

　　就市场经济的本源来说，钱即货币真是个好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制度。为了自己（挣钱）而辛苦劳作为他人，这立足于人以单个肉体存在的物质本性；以相互平等，自愿交换为前提，抓住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神本质，自由、平等的理想，尽括其中。钱，就是这个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用以衡量自愿交换比例的标杆和尺度。

　　挣钱，确实是市场经济中个人能力的证明。因为按劳分配，只是计划经济中的理想，实践中是行不来，或者至少要大打折扣的。其原因在于，即使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也有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这就使得人们同样付出的辛苦或劳动大不相等，这又如何分配得来呢？况且自愿交换的核心在于满足别人的需求，要抓住别人、往往是你从未谋面的人的需求偏好，又岂是辛苦劳作就能奏效的？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一国的首富、巨富一般总是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才不但能准确捕捉易变的需求，又能不仅靠自己、更能组织众人从事最有效的投入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挣钱、会挣钱，就和体育竞赛中的优胜一样，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从崇尚权力向崇尚金钱转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标志，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不可跨越的一个阶段。

　　在市场经济中，就钱可以换取万物而言，它名符其实是万能的。现在当人们说金钱不是万能时，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万能。人类很多物质特别是精神的需要，市场经济从而金钱无法满足，人们因而还有其他的追求。比如健康、长寿，大多数时候钱买不来。友谊、爱情、快乐、幸福和其他许多对人极重要的精神满足或愉悦，钱也往往不奏效。因为凡人真正珍贵的东西，是不能用钱从而价格衡量的。能用钱买到的，也一定会有不值钱的时候。

　　人类社会中，除了钱的功力有局限之外，钱的来源也常常为人猜疑或诟病。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法治环境，但法治是很花钱的事。税收是法治主要来源，而交税却是挣大钱的人讨厌和隐晦的事。同时，市场经济的癌症是垄断和外部性，但人们往往很难抵制靠垄断轻松挣大钱的诱惑，又极不情愿支付因为自己挣钱而造成外部环境的代价和损耗。更糟糕的是，钱没有臭味，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权钱交易，是巧取豪夺，是血汗劳工，还是贩卖黄货或毒品？富人的第一桶金因此难免让人嫉妒和生疑。此外，就算一切都好，挣钱也离不开运气和天赋。即便是素以久经沙场，沉着果敢著称的企业家们，自然历尽波澜起伏，靠自己的创见、辛勤和毅力终于成功，所谓偶然当中有必然，但谁又能否认多少次转折关头，是天无绝人之路，靠天降甘露，结果遇凶呈祥，化险为夷呢？更不用说某些偶然的创新和消费模式，如电视和大众媒体，使得一些人凭借特殊禀赋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价值。想到这一点，会挣钱又真是没有很大的骄傲，不过是一些人恰好具备了市场化生存的“手艺”或禀赋。所以古人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富人只不过是正好沾了赚钱这一行当而已。

　　不过，金钱的力量固然有限，但金钱的贪念和驱使欲却可以是无限的。世界上固然总是有一些明星或富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让一干平民叹息。即使被称为精英的企业家们其实也颇难自拔。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资本如何像魔戒，使拥有它的人心智反为其所控，利欲熏心，恶性膨胀，自己欲罢不能。好莱坞电影中的商业狂人往往想垄断全世界的资源，驱天下人为奴，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恐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金钱确是一种权力，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支配人们向往的许许多多东西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不能继承，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但支配金钱的权力是可以积累、可以继承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受约束或不需对别人负责任的权力。这样看来，挣钱固然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花钱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就花钱而言，中国自古也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对守财奴的嘲讽。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在辛苦地储蓄，是现代银行客户的最佳发展对象，于社会有益无害。另一类是文人墨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很受人景仰，可惜那只是文人的张狂，在经常饿莩遍野的时代，并没有现实基础。进入工业化消费社会，能挣会花是时尚，消费不足成了宏观经济的麻烦，真让人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感慨。更有甚者，今天即使是富人的奢侈品消费，也是就业和GDP的创造和再分配。既然如此，那现代人的花钱，又能体现出什么额外的价值呢？

　　现在一般认为，有钱人花钱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他们捐赠、做慈善。这恐怕存在很大的误导。以企业家为例，现在真正的成功者，应当说大都是一流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真把财产都捐了出去，中国是多了一大批慈善家，但却消灭了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乃至中国人的福祉，最终也将大大减少了未来的大慈善家。因此，即使捐赠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途径，但恐怕也不是唯一甚或主要的途径。

　　有钱人的花钱，做企业家或投资家，恐怕是最生产性的花法。所谓亿万富翁的财富是社会的，大约意思也就在此。俄罗斯的新贵中有人花几亿为女儿办婚事，应当说是对人类有限资源的挥霍。中国的企业家和其他有富余财产的人们喜欢投资置业，肯定是一种美德。储蓄和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车轮，它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中受益。资本的社会化，使得更多富裕或不那么富裕的人迈入了投资者的行列。这些都为社会更加合理与公平的再分配做大了蛋糕和提供了可能。

　　当然，企业家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他们可以在投资的各种可能性或诱惑中，利用自己拥有或支配金钱的权力，促进一些更有社会价值、更加符合人道和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项目和事业。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支配力和社会影响力，引导自然、健康、高雅的生活方式和情趣，推动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当然，任何企业家或者投资家，都有一个最终如何花费或处理属于自己的财产问题。本来，他们的花费方式，包括自己及其家庭有限的消费是他们个人的偏好和隐私，但也确实透露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当代世界的或华人社会的巨富，以其花钱方式显示他们的价值观。非常有趣的是，最讲效率的企业家们在处理财富问题时，往往采取公平的尺度。也许这样做他们自己也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和快乐。因为当你拥有根本消费不完的巨大财富时，实际上往往更多考虑的是这身外之物或身后之物的公平分配。你可以把你财产中的任何一块给任何人，但一般你并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人得到他并不应该获得的一份。就如李嘉诚捐赠回馈社会亿万，但对两个在困境中奋斗并向他求助的年轻人只寄50磅的一顿餐费一样。所以，有时媒体曝光特定的富人或企业家，让他们面对一个困境中的家庭，以此作道德选择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既干预了公民的个人偏好和选择权，也不公平地把一个得到媒体关注的特定困难个人或家庭，人为强加在其它千千万万遭遇同样困境的人们之前。

　　同样的公平原则，可以有个人角度，回报那些与我们亲近，对我们有过帮助的人们，这合乎人性，也符合人类道德；也可以有社会角度，就是让自己的幸运惠及更多并非不努力但不太幸运的人们。企业家或富人花钱的主要抉择恐怕是在他接近自己辛勤操劳一生的最后。一些美国富豪认为，带着巨额财富死亡是一种耻辱。另一些人说，把巨额金钱留给子女不符合美国依靠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因而是不道德的。所以这些人选择了晚年将财产捐献给社会，通常是民间设立的慈善基金会。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相继着手在身后捐献财产，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资本家观念的革命性颠覆。对于东方文化来讲，企业家子女往往较早地介入了公司经营，家族财产中也有理应属于子女奋斗的一份。李嘉诚就把他的财富分成三份，让基金会成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显然也是可以给相对比较年轻的中国内地企业家一个早来的参考和启示。

　　有个企业家感叹说，如果像比尔·盖茨或巴菲特那样，把一生积累的财产全捐了，那即使把企业做到世界第一还有什么意义？这显然混淆了挣钱与花钱的不同意义与价值。因为试想，当一个人快要走完生命历程时，守着一大堆身外之物的财富，看到想到多少人为之勾心斗角，还得不到心灵的安静，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企业家在其奋斗过程中就想清楚了这个人生价值问题，他的拼搏和生活就会更潇洒，更超脱，更有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挣钱固然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而花钱才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认为有钱人花钱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他们捐赠、做慈善，这恐怕存在很大误导。如果那些真正成功的一流企业家，真把财产都捐了出去，中国是多了一大批慈善家，但却消灭了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乃至中国人的福祉，最终也将大大减少了未来的大慈善家。李嘉诚把他的财富分成三份，让基金会成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显然也是可以给相对比较年轻的中国内地企业家一个早来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