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市场、机会与价值，只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相对于空间的多元性，时间只能是一元的。所以，亚当才对夏娃说：“亲爱的，我们生活在过渡时代”。正因没有哪个时代不是过渡的，转型与变化才是永恒的，也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人们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也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但那也只是就单向性的未来可能而言的，更是一种增量变化的涵义。

　　正因如此，对经济分析来讲，存量固然不可忽视，但作为增量变动的“边际”更加重要，尤其是在时间序列上。

　　自门格尔、杰文斯与瓦尔拉斯三位重量级人物在19世纪发起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后，经济学家开始以微积分为主的数学工具精确分析增量变化。但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更多地集中于微观领域。其实，就宏观经济与社会变迁看，边际概念同样是最重要的。人们是否短视，是就两个方向而言的：过去与未来。越是对更久远的过去有着正确的认识，就越是能够预期更长远的未来，从而，也就越是更有效地把握现在，做出更理性的行为选择。

　　观察人类经济生活的增量变化，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了。呈明显阶段性发展的工业化，每次的阶段性转变都是由边际意义上的突破引发的。如果将18世纪以英国新型棉纺织技术发明和创新为起始力量，以水力和铁为核心投入，以运河与公路为基础设施的棉花、铁和水力时代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那么，自19世纪20年代起以煤和铁为核心投入的铁路、蒸汽动力和机械化时代则可视为第二阶段，19世纪80年代起以电力技术被广泛运用并以钢为核心投入的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则是第三阶段，20世纪尤其是“大萧条”后以石油为核心投入品的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是第四阶段，20世纪下半叶以万能芯片为核心投入品、计算机广泛运用的信息通讯技术时代应该是迄今尚未结束的第五个阶段。这种工业化五个阶段的界定，是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在《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在我看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而又恰当合理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上述工业化五个阶段的演化转变历程中，全球经济的领先、赶超与落后的相对变动。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工业化转变中，从中也能体味到对当前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有意义的启发。

　　英国在工业化的第一、二阶段无可争议地占有领先地位。即使在向以电力与钢铁技术为标志的第三阶段转化时，英国在相对于新兴工业的诸如棉纺、煤、生铁、水力等传统工业领域仍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当时最高的效率。这些都是美、德当年难以比拟的。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在作为“存量”的传统工业领域下最大工夫来同英国竞争，相反，他们集中力量在作为“增量”的电力与钢铁等新兴工业技术和生产上持续投资，迅速培育起最强的竞争力，终于创造出了超过英国的“边际增长”，先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英国抛在了身后。

　　这说明，无论是个体，还是作为国家的经济体，相对于无限的一元时间维度，都是“生活在过渡时代”。无论某种状态的领先抑或是落后态势持续多长时间，都会最终得以变换。经济与社会的赶超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自动的。

　　什么对改变落后甚至超越领先者是最重要的？根据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答案可以高度概括为一点：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惰性，使英国落后了；也正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创新，才使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英国。教育制度和金融制度的适应性，可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

　　在19世纪70至90年代，美、德就建立起了为新兴工业提供符合要求的工程技术与职业管理人才的教育体系，不仅使普通的中低技能岗位人员得到系统教育与培训，而且其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更为电气、钢铁、化学工业等新兴领域提供了大量专业工程师、化学家及管理者。针对电气化与重工业需要巨额投资的情形，美、德金融业迅速调整业务结构，建立起了新型的金融制度，促进并保障金融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更多的国民产出用于投资。在社会政治选择上，尤其是美国，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机制，以确保竞争、经济技术创新和工业投资的可持续性。而当时的英国，无论是在教育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却仍然沉浸于满足传统工业需求的惰性状态。特别是其金融制度，在一味沉迷于伦敦金融城巨大影响力和全球金融中心的氛围中，停滞不前，致使当时主导英国经济政策的是“金融资本”与“海外证券投资”，而非制造业部门。由此可见，持续不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才是创造更高边际增长的关键所在。

　　在当前的中国，上述五个阶段的工业化都存在着。大规模且持续增长的煤、电力、钢铁、石油都是核心投入品，公路、铁路以及汽车、火车、轮船等运力还不时出现瓶颈。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移动电话和网络市场。无可否认，如何拉近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一样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当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终于有了机会大规模推进工业化进展时，却面临着传统工业欠账太多而需要全面铺开、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标志的新兴工业日新月异的局面。但就目标与面临的形势而言，目前中国与19世纪落后于英国的美、德两国没有本质区别。有所区别的，恐怕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在“边际”意义上，围绕激励新兴工业技术发明与创新，在社会政治选择、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上能够保持持续性。

　　同样突出的还有教育与金融制度。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既能够为新兴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又能够对大量从乡村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进行系统教育与培训，满足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中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应该是教育制度不断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传统工业的跟进与新兴工业的突破，都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需要持续的巨额投资，高储蓄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为此，中国的金融制度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设，还是金融业务的调整，抑或金融监管，都应促进储蓄有效地转为投资，为主要依靠国内资本的投资可持续性增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