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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这用在内地公众对香港的观感上,十分贴切。回想改革初期,如同清教徒追寻的“美国梦”一样,香港也代表了华人追求富足生活的梦想。虽然香港曾蒙上“文化沙漠”的恶名,但其商业文化起码对内地生活时尚的流变起过重要作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作为内地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窗口”,香港获得了巨大的中介利益,同时也对内地市场体系建设亦功不可没。然而,现在看来,由于背景和文化的相近,内地改革初期引进的多是海外华人带来的资本理念,在双方合作“如鱼得水”的同时,却淡化了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忽视资源、环保和劳动力价值,也是在此时埋下的隐患。正因为此,“港商”作为时髦词汇的时间并未长久,就一度沦为“威尼斯商人”的形象。
当然,经济和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并不能掩盖内地公众对“东方明珠”的向往。从1985年英国女王签署归还香港的法案,到1997年正式回归,香港与内地经历了爱国主义与经济互补下的热恋期。1997年的“蜜月”开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的“共患难”,2003年以来内地与香港都迎来新一轮繁荣周期。但与此同时,对于香港经济社会前景的困惑也在增加,这也是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内地通过香港这扇“窗口”看海外风景的必要性已大大下降,二是内地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务业、物流等中心的兴起,对香港又构成较强竞争。当然,对内地公众来说,在人们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之后,“距离美”已消失,香港的富足生活与廉价商品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因此,面对内地关注度的降低,港人自然也会产生落差感与危机感。
制度优势与地缘优势是香港经济腾飞的两大支持因素。一方面,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香港已形成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包括自由贸易、自由流通、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等,成为“二战”后与全球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潮流下的另类,因此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价体系中连续14年高居全球经济自由度之首。通过把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原则在小型经济体发挥到极致,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香港后期的发展与内地因素密不可分。香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是我国与西方沟通的唯一通道,国际地位由此奠定。上世纪70年代的“四小龙”阶段,香港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从1978年起,通过全面介入内地产业与资本,香港与内地共享了经济发展成果。1997年之后,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内地对香港依赖程度下降,香港开始面临衰退与转型的痛苦。自由行、QDII、CEPA和H股发行等中央的政策性因素,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信心的最大来源。
回想1995年,美国《财富》周刊曾撰文称“香港已死”,但在经历风雨波折后,香港的活力仍然占据了上风,引领香港经济走出一个个困境。当前,香港又面临众多问题的纠缠,如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微妙转变,还有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缺陷、联系汇率制度的尴尬、全面通胀压力的积累等。理性来看,香港经济未来陷入一场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当年的繁荣盛宴已经结束,香港只能回归现实,寻求稳定发展之道。
人到中年,就不能再年少轻狂,不能再毫无负担地去冒险,而要以中年智慧来适应现实制约,寻求理性生活。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这正是香港面对的中年转型之困惑。由此出发,香港经济社会未来面临的挑战,除了公认的内地贸易唯一“窗口”地位的丧失,还有其他几个方面:
一则,香港的制度比较优势对内地的影响有所弱化。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中,海外华人也带来了资本的残酷一面,在面对内地转型社会的弊端时,许多香港人也融入了追求眼前利益的游戏规则,丧失了专业性、公平与法治等原则。长远来看,这恰恰丧失了香港对中国现代化最具意义的另一面,即多年积累的市场效率标准与经济伦理。
二则,香港经济结构调整远远落后,自1997年起就在谈产业转型,但迄今为止仍未摆脱靠地产业支撑的局面,经济发展更依赖于第三产业的技术低端部门。除去CEPA等中央政策因素的刺激,香港经济增长缺少知识密集的高端产业,随着东亚经济的趋同,在未来新的竞争中可能丧失基础性优势。
三则,金融因素不确定性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例如,在联系汇率下,面对当前全球形势,香港不仅有应对增长与通胀的矛盾,也有处理与人民币和美元关系的困境。再比如,香港虽然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也有众多与此称号不符的地方,如债券市场落后,上市公司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内地等。总的来看,对于香港对内地的互补作用,转口贸易的因素会不断减弱,将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香港能否充分发挥金融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为大陆金融深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服务。
四则,香港对中央政策的依赖性增强,而如果香港在经济方面对内地的互补作用弱化,那么基于政治因素继续对香港在资源、公用事业和农产品等方面的支持,就会逐渐遭受内地公众的质疑。这就要求香港人放下架子、摆正心态,更合理地以本地资源为内地公众服务,并且积极主动地发掘和创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模式。
或许,财富与激情的绚烂逐渐褪去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包容互动下,一个会回归市民社会的平和的香港,才是真正值得内地公众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