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明显压力问题。这一问题在2007年变得更加显著，也促使了笔者试图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分析，来梳理为什么当前我国经济会面临通胀压力。

　　第一，隐性通胀压力再次显性化。从数据上考察，1998年-2002年间的GDP增长率基本在7%-9%，不算特别高，也绝不低，但CPI却保持在1%以下，其中竟然有3年是负值。尽管1%以下的物价上涨率与7%-9%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应，但隐性通胀压力早已存在。在2003年后，我国GDP增长率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且逐年上升，导致隐性通胀显性化动能越来越大。

　　事实上，从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关系考察，凡是两者极不对应的时期往往随后就会出现剧烈的物价上涨现象。1990年-199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4.2%、9.1%和14.1%，同期物价上涨率分别是2.1%、2.9%、5.4%，可见两者差距逐步拉大。最终，出现了1994年-1995年间的剧烈通胀压力（达到21.2%）。2000年以后，物价负增长已经潜伏了隐性通胀压力，最终会转化到显性通胀压力。这只是时间问题。

　　同样，经济高速增长直接带来了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并引起了以原材料为龙头的成本上涨对物价的推动。仔细观察，原材料价格上涨与通胀压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如果经济增长率上升过快，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动能就更大。

　　尽管有时物价上涨（如2005年和2006年时的CPI）也无法同步体现出来，其实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自2003年下半年已进入上升阶段，同期GDP增长率也越走越高。但是，最终经济增长、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之间本质联系会体现出来。2007年物价水平突然上涨，实际上是早已潜伏的隐性通胀压力显性化的结果而已。

　　第二，供求关系必然反映到价格上面。与前几轮的通货膨胀不同，尽管2003年后我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并没有严重失衡，如大多数市场最终产品——工业消费品的供求总体上仍然是供大于求。但是，基础产品的供求矛盾早已存在。例如，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快速膨胀，尽管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公共品需求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不会立刻传递到公共品的消费价格上（如公路收费），也就不会马上反映到物价水平上。

　　不过，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投资成本上升必然最终要反映到商品价格上，区别仅仅是传递时间或者传递渠道变化的不同而已。或者说，本轮物价上涨中大量公共品投资膨胀能量一旦且最终会被释放出来，就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

　　另外，成本是现实的支出，最终还是要释放的。例如，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又是供求关系和成本的双重推动。虽然宏观调控措施控制了供求关系，但无法减少原有的投资成本，市场价格仍然需要释放。或者说，初级产品价格与最终消费品价格涨幅的巨大落差最终会反映出来。同样道理，所谓的“结构性通胀压力”解释也不能消除物价上涨的成本问题。因此，物价上涨的压力始终存在。

　　第三，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本质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水平与前四次经济增长周期中年均GDP增长率约为4.4%相差不多，但JOC（工业原材料价格成份指数，包括4个主要组成部分——纺织品、金属、石化产品，以及一个混合类别，不包括农产品和贵金属）的涨幅是前4次的2倍。例如，目前国际油价突破了100美元大关，黄金价格也攻破了900美元/盎司。实际上，这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长达10多年经济与物价关系之间偏离的矫枉过正。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体制最终难以束缚市场，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联系难以改变。本轮物价上涨的环境与以往几次已有很大不同，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地位、市场环境、开放条件等。因此，在新的市场背景下，目前控制供求总量或许可以暂时抑制物价水平，但市场能量最终是难以束缚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压抑的时间越长，最终释放的能量就会越大。因此，表面上的结构型通胀压力最终还是要反映到物价水平上面。

　　因此，我们不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有无通胀压力的经济高增长，而是更要注重如何保持经济的适度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