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聿文
贾康是我国的著名财经专家，现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及中国财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他出生于1954年，青年时代曾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军旅生活，后又在北京矿务局当了五年工人。在恢复高考后，他于1977年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财政部财科所工作，1998年获得该所经济学博士学位。贾康一直没有离开过财科所，一干就是20多年。
作为一个财税专家，贾康知道，自己研究的优势不在于对经济运行进行短期预测等方面，因而他更多关注中国财政的长期发展问题。除了财政领域，贾康在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等方面也都有过深入研究，也颇有建树。他曾于2003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来说，从今年起，他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全国政协委员。不过，与所长或者博导这样的职务或职称头衔相比，贾康更愿意把政协委员看作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长期专注于中国转型财政理论研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正在读研究生的贾康就提出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贾康的研究转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县乡财政困难以及由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引发的政府层级制度改革；另一个是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与发展。
在前一个方面，贾康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县乡财政困难，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映，特别是与省以下财政体制现存问题和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为此，他提出了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思路，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贾康的基本构想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在保留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基础上，把地市级和乡镇级政府转变为没有独立财政地位的上级政府派出机构；二是在简化层次前提下，按“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完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三是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村区域和基层政府辖区内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与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资金融通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适应的农业和农村区域税制，人口流动制度，以及与统一市场、工业化、城镇化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
贾康的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与白景明合作完成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中，该文发表在我国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上，并在2003年获得我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而根据贾康思路进行的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试验，如“乡财县管”与“省管县”，也开始在各地积极尝试。
近几年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一个生产和建设型政府转向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财政体制的转型也迫切起来。贾康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应把公共财政看作是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中财政转型的一种导向。他认为，实施公共财政是当今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主要的目标和工作的重心。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保障。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向全国各地的居民提供在使用价值形态上大体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
贾康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政体制“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体制为配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而确立的协调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可以更为积极地发挥财政的导向作用，配套构建更为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进而引导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优化社会分配关系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改进社会总体的生存状态与福利水平。
但是，贾康也指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政府及公共财政正在积极设法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不均等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目标实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做好思想准备，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分阶段、分步骤，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除了在财政领域辛勤耕耘外，贾康也深入了一些现实问题如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等，同样也颇有理论建树。上述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贾康著有《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财政与发展》等书十余部。他撰写的《国有资产管理的分类与分层》、《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以及《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等论文，还多次获得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
寻求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问道路
贾康清楚，一个学者，做学问和搞研究，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要注重实地调研和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和问题，特别是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实践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大量鲜活的事例。没有调查了解，不考虑现实问题，这样的研究成果必定是死的，也是于实践毫无用处的。因此，抱着这样的理念，在财政部财科所工作的20余年中，他走过了全国各个省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那时贾康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只身一人到江苏调研，从南京到常州，到无锡，到南通，再到镇江。当时，交通不发达，需要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倒江轮，路途很艰辛，他几次因病发烧到近40度，却没有中断调查。这期间，贾康先后深入几十个工商企业和乡镇企业，走访了所到各个城市的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让他收获颇丰。其中，向上级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情况，后来在财政系统中被称为“常州经验”。
对于这次调查，贾康后来在《蓦然回首记浮生》中用感性的文字写道：“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我曾想了许多许多。路遇太湖边的放牛童子开怀笑语，进入工厂车间重新闻到机油味道而思绪连翩，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欢欣鼓舞，面对銹刻在紫金山石壁上的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而热泪纵横……”
贾康也是一个敢言者，从不回避一些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他曾说，“做学问，要做到经世济民。从我自己来说，要出于公心，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要尽可能公正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屈服于物质利益，仅为利益集团谋福利。”
比如，在今年的两会上，对于股市关注的印花税问题，贾康说，“我注意到社会各界对现在印花税的征收提出降低税率或者单边征税的意见，从政府发挥宏观调节职能来说，印花税的征收无疑需要动态改进，但是到底具体的动态改进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再加上专家的论证，通过一个科学的程序来做出决定。”
针对政府不应用印花税调控股市的看法，贾康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幼稚的市场，不能简单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状态，目前我们还是比较看重印花税的调节作用。
对于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他认为，需要从只允许企业对其购置的原材料作税款进项抵扣的生产型，转为不光允许其对购置的原材料作进项抵扣、也允许对投资项目作进项抵扣的消费型。“减少企业的投资负担，鼓励企业积极投资，这是增值税转型的最主要的意义。”
当今年他初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还联合其他一些委员向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份提案：开征环境税。
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还没有开征环境税，以致企业能够免费或者低成本地排放废气和废水，污染环境。贾康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从开征环境税的技术条件来说，也形成了有一定完备程度的复合制税制，可以支持环境税的征收。贾康为开征环境税提出的时间表是三年。
贾康在财政领域的研究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真知灼见，也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他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37位专家之一，并多次主持国家级、部委级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
如今，这位新科政协委员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但贾康坚信，自己毕生追求的公共财政必定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由粗到细地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