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法
当下，2008年一季度已近尾声，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环境各方已有一个初步的评估和认识。对政府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政策调控的“观察期”。所谓“知而后行，谋定而后动”。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渐趋明晰，随着“两会”的落幕、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产生、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确立和政策大计的定调，可以预计，更具“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由“观察期”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国内外新形势改变经济走势判断
2008年中国经济开局就不平静，“外忧内灾”意外地改变了各方对全年经济走势的既有判断和政府出台调控措施的既定力度与节奏。从日前公布的今年1-2月的经济数据来看，除固定资产投资外，其他数据因受到雨雪冰冻灾害、春节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均不同程度地“坏”于预期。据测算，雪灾可能拉低全年GDP增速0.2个百分点左右（但灾后重建有可能抵消这一影响），将全年CPI拉高0.2-0.3个百分点，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将损失2个百分点，由于旅游、餐饮以及购物等活动的减少，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可能回落1.5个百分点。
可以肯定的是，时间的推移会把雪灾和春节等扰动因素的一次性影响消弥于无形。但是，外需放缓导致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从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2月出口值同比增幅仅6.5％，为近六年来的低点；当月贸易顺差85.55亿美元，同比骤降64％。尽管春节及雪灾因素有可能使这一数据有些失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出现了停滞。1－2月累计的中国对美出口仅增长0.4％；与此同时，2月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也仅增长1％。上述数据如果改由人民币来计算，均已是负增长。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种种迹象表明，前期美联储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大幅降息和调低贴现率等手段“救市”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资产减值计提已基本结束，减值计提规模可能超过实际损失规模，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对金融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已基本“见底”。但是，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层面的影响却并未结束。美国的最新数据显示，无论是制造业、消费，还是就业，均颇为黯淡，这预示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的风险仍然很大。
看来，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度减速的趋势已形成。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自动降温，可减少中央政府“防经济过热”的调控压力，也有利于对经济外部失衡的修正，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央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困难，同样也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恶化的同时，我国的物价走势出现了加速上扬，面临的通胀压力在进一步增大。今年前2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9%（其中2月份上涨8.7%），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4%（其中2月份上涨6.6%），分别创出近12年和3年以来的新高。“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无疑是眼下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最大考验。由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在当前已不可复制，那么，避免“低增长、高通胀”的最坏结果，达到 “较高增长、较高通胀”的次优目标，应该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进而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围绕“双防”目标，既定的以控制投资为导向、以控制信贷为主要手段、辅以价格管制等措施的调控政策，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如果需要调整，又当如何调整？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目前在“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已形成，消费增长相对稳健，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暴发式增长；投资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仍较强劲，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宏观调控尤其是信贷紧缩。因此，要保持经济稳定，就一定要避免投资和出口下降“双碰头”。我一直认为，对投资不能单纯地“压”（规模），而应重于“调”（结构）。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仍然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眼下出口下降需要投资来弥补和提供动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投资率通常会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资/GDP 比率的上升本身就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也日益强大，但是中国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仍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在资本深化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此，为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的产出效率，应适度放松信贷管制，同时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考核力度，适时适度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可能是合理的政策组合。
从出口部门的情况来看，增速趋势性下降的主要原因，除外围经济环境恶化、外需放缓外，几年以来的经济持续扩张所形成的劳动力工资的巨大上涨，去年以来外贸调整政策效果的滞后显现，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较快升值，以及新《劳动合同法》所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也是较为直接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为缓冲出口下滑过快，减少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出口退税等结构调整政策在年内不宜再加大力度，相反，应给予出口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为贸易企业（珠三角等地）外迁提供必要的政策便利，等等。
与经济增长相比，通胀问题可能更令人担忧。抑制通胀无疑是今年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把CPI控制在4.8%左右将成为中央政府最具挑战性的目标之一。我认为，设定这个目标的导向性意义可能是第一位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和货币管理当局有必要调高对CPI的实际预期目标和可容忍的上限，比如，将二者分别调整为5.5%%和7%。这是因为，目前的这轮物价上涨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抑制通胀需要组合型的政策工具。另外，从经济学原理上讲，通货膨胀是一个缓慢移动的变量，如果上升趋势一经形成、预期得以强化，从政府的政策反应到实际效果显现，往往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多管齐下打好“反通胀阻击战”
事实上，我们可能在迟疑和争论中已经迎来了久违了十多年的通胀压力。而且，相较于“防过热”，“防通胀”无外力可借，难度自然增加不少。因此，重新审视、评估和调整我们的“防通胀”政策工具，打好这场“反通胀阻击战”，显然是必要的。
首先，尽快减少或解除对价格的行政干预和管制，发挥价格信号的市场功能，以引导和扩大有效供给。今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发出了“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之指令，至月底，全国31个省市已全部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且覆盖商品服务项目既广且随意。我猜测，这种做法是想在短期内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但现在，公众的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价格管制无法达此短期目标，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扩大有效供给，而且各种形式的变相涨价必将成为常态。
其次，财政政策要在稳健中趋于积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促进粮油肉等偏紧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在粮食生产上，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另外，还可考虑在短期内采用进口粮食补贴、建立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销售补贴等措施，来稳定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在生猪生产方面，除了实行原有的能繁母猪保险、对生猪生产大县安排奖励资金外，要加大对生猪养殖户（厂）的直接补贴，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类似粮食最低收购价的“生猪最低收购价”政策机制，为养殖者锁定将来生猪价格下跌的风险。
再次，从紧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性数量工具回收流动性，把货币供应量增速控制在适度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利率水平出现大幅“倒挂”，无疑使中国的利率政策变得更为复杂。但从治理通胀的角度看，利率这一价格型工具仍是备用的政策工具。当前，居民的储蓄存款利率已持续明显低于通胀水平，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使存款人的利益正受到通胀的侵蚀。若维持利率不变，有可能引发更高的货币周转率，从而进一步使通胀的局面恶化。为此，首先要尽快下调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从5%降为零；其次，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胀继续恶化局面，制定利率政策应对预案，实行一条较为陡峭的收益率曲线，即短期存款利率维持现有水平，而对长期存款利率明显上调，以引导储蓄存款长期化，降低货币周转率。最后，为平衡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关系，加息应偏重于单侧加息和不对称加息，使存款利率水平提高幅度大于贷款利率的调整幅度。当然，这要控制在商业银行可承受的范围这内力。
最后，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货币管理当局是否已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反通胀的一个工具，现在还无法肯定。由于中国的进口在整体消费中占有的比重很小，货币升值所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对拉低CPI的直接影响应很有限。有关的研究模型也显示，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比较滞后，即对当期的物价走势影响不显著，但会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之后有明显效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升值将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缓货币供应增长，就这一点来说，影响仍是正面的。（作者单位：银河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