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芳济书院是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从光绪年间始，招收中国籍学生，校址先搬到虹口的南浔路，后来迁至我国香港，至今仍是一所有影响的学校。上海圣芳济书院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著名的有朱学范和安子介等人，经济学家谷春帆亦是其中之一。

　　谷春帆，曾名春藩、号德全，江苏吴县人，生于1900年。1918年，他从圣芳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邮局做见习邮务员，同时自学经济学。那时候，中国邮政行业开始兴起。谷春帆先后在上海、河南、南京等地邮政局任职，后来一直做到邮政总局副局长，成为这个领域里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上世纪20年代初，马寅初和刘大钧等海归学者创设了“中国经济学社”，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加入。当时规定“凡无经济著作或经济事业上有贡献者，不得入社”。谷春帆虽然没有国外的学历，但自身已经积累下丰富学识，并经常在各种场合上参与讨论经济问题。他在1932年出版了《银之发炎——动态的研究》，翌年又出版了《银问题》、《银价变迁与中国》以及《世界经济衰沈的解剖》，终于跻身于经济学家之列，并加入了“中国经济学社”。

　　此后，谷春帆一直没有离开过邮政岗位，也一直没有放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慢慢有了积累。他从货币理论再转向宏观经济研究，经验日趋丰富，思想也逐渐成熟。

　　在抗战期间，谷春帆留在昆明、重庆等地邮政部门继续工作，职位升至邮电部长这一级别，还担任了相当于战时中央银行的“中中交农四联总处”生产贷款临时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谷春帆开始通过《大公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发表经济看法。当时《大公报》辟有名为“星期论文”栏目，邀请的撰稿人都是胡适和傅斯年之名流，谷春帆亦名列其中。

　　当时，谷春帆对国内、国外资本的筹集均持悲观态度。他怀疑苏联的资本积累模式，也不相信纯粹的统制经济（即今日所谓计划经济）的绩效。就国内资本筹集而言，谷春帆认为，“从现在之资本水准，在比较不甚长时期内，使资本以级数累积，逐渐增加，亦非不可能之事，但要有若干限度，不能勉强而为。”他熟知节约储蓄的意愿与能力的限度，故而“吾人对于国家内资本之蓄积，诚不敢乐观”。对于国外资本，他也不敢轻易预测。此时，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言论也变得更加谨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可是当时国内的经济问题却逐渐暴露。物价迅速上涨、金融市场混乱、政治机构臃肿庞大和效率低下，所有问题都很棘手。《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倡导“紧缩政策”，认为弊端主要是由当时的大政府所造成的。谷春帆与王芸生的观点很接近。从1941年底至1942年初，谷春帆为《大公报》连续撰写了十篇社评，旨在呼吁实现“经济紧缩”的政策目标。

　　尽管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普遍好评，但却因得罪了其上司，后来他被迫赴美“考察”，时人皆谓之为“洋流放”。

　　抗战结束后，谷春帆回到国内重操旧业。从1946 年起，谷春帆担任当时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同年，上海市银行复业，谷又被推举为董事长。上海市银行实为上海商业行庄中资本最为雄厚的一家，是全部官股的地方官办银行，主要代理上海市公库。谷春帆为此出力不小。

　　谷春帆在工作之余，也继续著书立说，先后有《中国工业化计划论》、《旧文明与新工业》、《中国工业化通论》等书出版。在论点上，谷春帆坚持己见，更加提倡“混合经济”的市场组织形式。

　　1947年下半年，储安平以自己主持的《观察》为阵地，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谷春帆也积极参与，写了一篇《从民主到帝国》的长文，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这一年开始，谷春帆担任邮政总局副局长，同时又兼储金汇业局局长，但这不妨碍他严厉批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做到1949年4月才辞职。

　　新中国诞生后，谷春帆被委任为华东邮政总局储汇处处长。他在1952年任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1960年就任邮电部副部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北大的陈振汉和徐毓楠等几位经济学家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批评当时经济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召集大家签字，谷春帆是这份意见书上签字的六位经济学家之一。当时，谷春帆受到了批判，并作了检查，但后来他仍被委任为邮电部副部长。

　　谷春帆晚年不再讨论经济，埋头撰写“中国古代史”。1978年，他终于完成初稿，不禁吟出一首“清平乐”：“英雄千古，一卷残编里。五噫四愁谁答理，各有难言心意。出门独立平沙，斜阳枯树寒鸦。转眼余晖收尽，茫茫盘古天涯。”

　　次年9月，谷春帆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