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救不救市，不同观点各方现在正在激辩，言词、语气都十分严厉。
笔者的观点是， A股历史性暴跌，是基本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眼下阻止行情直线下跌实质已经演化成恢复整体经济信心的问题。市场化管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在股市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时候，就将市场行情演化完全推向“市场化”，其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当前，沪深股市仍然是公认的“新兴+转轨”的发展时期，在相当程度上仍有政策市的浓烈色彩。当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弈时，双方对股市的认识与判断差异极大：金融资本以二级市场作为其投资标的，所持股票是在“流动性”溢价下建立仓位的；产业资本则是通过一级市场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以接近净资产的价格得到股权的，平均还有30%左右的送股，加上近年间的分红，其持有成本极低。因此，产业资本投资者不会考虑市盈率等市场指标，只会考察现二级市场价格与其持有价格的倍数。在如此不对称条件下的对弈，原有估值体系和定价体系在“大小非”进入全面流通启动阶段便迅速解构，A股市场随之进入了定价混乱时期。
定价混乱，必然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焦虑，这种焦虑性情绪，又会转化成群体非理性行为的集中爆发，不顾是否有投资“价值”，抛售股票就是胜利。这种由个体理性的风险锁定行为而形成的群体癫狂，酿成了今年三月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暴跌行情。监管机构想稳定市场，但市场群体已经失去耐心。这种政策稳定预期与群体非稳定预期的核心对弈关系，反映的就是价值结构解体下的信心瓦解。这在新基金营销上表现得最清楚。
监管机构的稳定信心行动同时还遇到金融政策的抵消作用，从而将市场信心化解于无形。信心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最大“价值”，如果居民和投资者对市场的未来失去信心，就会形成自动的信贷紧缩现象，进而加剧信心危机。“次贷危机”爆发后，面对市场信心动摇的危局，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美联储不断采取多项“信心维护”的行动，并要求欧洲国家一致行动，以求在西方国家间形成“信心联盟”，防止出现信心危机演变成大的金融危机，导致大衰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不断降息以保证市场流动性、维护市场信心的同时，中国央行为了防止“流动性泛滥”却采取了全面收缩流动性的政策。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流动性泛滥，不仅是以往货币政策的结果，而主要是三十年来“重商主义”出口政策的结果，单用紧缩政策可能并非对症下药。目前不断积聚的外汇储备，不仅是出口的贡献，2005年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来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不断输入，它们不仅是来投资中国地产和股市等资本品，更有可能是直接进入银行系统“套利”。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不断的升值是国际间“套利”的基础，中国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提高利率，将为国际资本的“套利”提供更大空间。这是在国际金融信心危机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政策“悖论”，也是政策目标、政策行为与政策结果相背离的金融“异象”。
不能不警惕的是，就在这种政策性“悖论”的金融异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让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平抑国内物价不断上升之势的明显的政策倾向。人民币快速升值，实际上是中国承担了国际性通货膨胀的代价。当中国的资产总额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仍然是小比例的时候，升值不可能抵消美元继续贬值带来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刺激中国物价上升的压力，结果很可能是中国百姓为国际资本买单。
因此，面对金融政策无法解决中国物价难题时，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于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物价具有国内和国际背景，必须找到物价上升的源头，才能提供科学对策，为价值体系重建、为市场信心恢复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至少，目前的物价上升是结构性的，但出现了全面通货膨胀的苗头。食品价格上升是本轮物价上升的主要力量。推动食品价格上升的却是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共同因素。供应短缺是由于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由于重商政策下农业生产利润不高。因此，解决农业生产问题，需要实行把属于农民的还给农民，无论是政策补贴、还是收购政策、还是农业投入。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补贴农业，用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通过法律等方法固化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的帮助，才能真正稳定物价。
还有，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减轻投资者的不合理负担，恢复市场生机。对于“大小非”减持，国家监管部门可以要求有关机构通过公告形式，提前明示，让投资者切实了解市场的压力与未来的趋势。如果市场信心恢复，本来可以随意减持的解禁股票，也有可能延期抛售，从而将集中性的两年压力缓解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当然，能否获得这样的结果，取决于市场信心是否全面恢复。
市场信心作为无价的“价值”，需要通过政策来重塑。当全世界都在为重塑市场信心而努力的时候，A股政策的取向更需要围绕“信心工程”而行，诚如是，则投资者的群体非理性行为逐步化解，价值体系才有望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