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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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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领先者不该有的历史失忆
    2008年04月11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袁 东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上,由于种种迄今也不能完全认知的原因,人类分化成为不同的民族、社会,因不同的信仰和发展程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在合作的同时,更有激烈的竞争。领先者与追赶者,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交互更替。目前的暂时领先者——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以两个半世纪之前的工业革命为起始标志的。这一文明的典型体现,是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而它的思想文化源渊,则在于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及其随后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此前的更长历史时期,这一文明的前世只是赛跑队伍里尾随者,尤其是在黑暗的“中世纪”。

      中世纪的黑暗,突出地体现在西欧掉进了非理性的愚民泥潭里,开明宽容的理性被挡在了九霄云外。政教合一,甚或是一种宗教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宗教威权,遮盖了当时的整个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一切有关世界万物的认识和解释,皆遵从宗教的条文与教会的非理性标准,否则,就是异端邪说,是神权执掌者及其组织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一切来自世俗民间的理性探索与展现人性的艺术形式,均被抹杀殆尽。科学凋敝,文艺埋灭,经济停滞倒退。

      但人类毕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当黑暗的泥潭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就会引起人们的理性挣扎和顽强反抗。实际上,在整个宗教神权统治的中世纪,从没有停止过理性与世俗的抗争。正是这一系列的陆续抗争,促成了14世纪起始的“文艺复兴”。首先从文学、绘画、音乐、雕塑与建筑等领域,人性开始张扬,世俗价值和社会开始冲破愚民的宗教禁锢而苏醒。

      其后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从康德开始,更是明确地以理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企求将所有世俗事物尤其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从教会的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正是这一去神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才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极大地解放并促成了科学研究与论争的昌盛。所以,那位曾担任过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斯·哈伊非常赞同1859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布克哈特的观点,工业革命前的时代“似乎是文化的变化超过了经济变化的步子”,并补充认为“从时间上讲经济上的繁荣同艺术、文化、政治上的进步并不严格相互吻合。”

      但以理性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未就此止步。在完成了去神化而恢复世俗“王权”任务的基础上,又开始强烈批判与消解世俗王权,直到以“王权”为特征的“世俗权威”最终衰落并促成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现代权限格局形成为止,建立起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权民主体制。这一民权民主体制直接推动并确保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有效运行。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始的西方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并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任务。

      我今天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重温这段现代西方文明的演进史,正是想提醒那些暂时领先者的西方政府与相关组织恢复一下历史记忆,他们对其他国家越来越频繁的颐指气使,尤其是以宗教、民族、民主问题发难的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姿态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他们之所以在这种令世界各国公众日益反感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不是因为记性太差,忘记了他们今天地位与优越感的来源,就是为维护其在全球化时代受到越来越大挑战的财富和政治地位而故意实施的打压策略。现在看来,后者居多。

      其实,这道理简单得很。设想,在乡下人远远落后于城里人而又不能对后者构成任何挑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社会里,城里人要么是记不起乡下人,要么是顶多给予居高临下的少许同情。但是,当乡下人突然在哪天搬进一个世代为“城里人”居住的城市院落里,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迅速靠近城里人甚至对城里人的社会地位构成挑战时,恐怕没有几个城里人能甘心情愿接受而不引起某种心理反应的,他们会为难、阻挡与指责那些后起者,可能还会在对早就被城里人抛在脑后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的虚幻“赞美”中,劝说乡下人退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不正是眼下某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和某些政客在极力主张的吗?

      至于他们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所常常打着的民主旗号,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已。退一万步讲,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核心的“民主”,也不是一定就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及纳粹党在兴起并快速掌控整个德国的过程中,一次也没有违反宪法,相反,希特勒正是“通过参与德国的民主进程,并经合法政权邀请获得了权利”,特别是在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阶段,他的民众支持率都在90%以上。所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诺曼·戴维斯在其巨著《欧洲史》中明确总结道:“希特勒靠民主政治取得的胜利揭示了民主的真正本质。民主本身鲜有价值:它是好还是坏,完全取决天运用它的人民。民主掌握在开明和宽容的人们手中,它就会产生开明和宽容的政府;民主掌握在食人者手中,它就会产生食人的政府。在1933年至1934年的德国,民主之所以产生了纳粹分子的政府,是因为德国选民的流行文化没有对排斥暴徒给予优先考虑。”

      因此,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并被证明是落后的东西,无论是谁,秉持的态度应该是:已所不予,勿施于人。对于诸如民主等一切积极先进的东西,要想使其达到预期良好效果,运用者的开明和宽容是最重要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竞争及其产生的你追我赶的文明进步,任何阻挠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