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自去年夏天以来，物价的持续不断上升激起国家、投资者的共同焦虑。由于物价的不确定，特别是定价机制的紊乱或者崩溃，造成了投资者群体的心理焦虑，焦虑就会产生群体非理性。
虽然3月CPI开始从高位有所回落，但是投资者群体对物价的预期已经形成，即物价还有可能持续上升。近期世界各地因为物价上涨而出现的动荡局势，就是居民因未来物价继续上升预期而产生的非理性行为累积而成的。
如果拉长历史来观察，当前中国的物价上升趋势，却是三十年重商主义的必然后果。当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时，国民将受双重的“贬值”损失。升值将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逐渐蒸发、物价上升使老百姓的财富无形蒸发。因此，只要人民币内外价格处于“人格分裂状态”，企图效仿法西方完全市场化的政策工具，就可能出现与政策目标相反的结果。比如提高利率，是为了抑制投资需求，如果加上严格的信贷控制，投资需求是压抑了，但由于当前美国实施货币倾销，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政策，中美利率倒挂，结果是我们的紧缩政策管住了顺差的增长，却“肥”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大面积套利行为。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回收国际垄断资本套利而涌入的外汇不得不放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多了，为防止流动性泛滥，央行又得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紧缩政策形成了自我循环，结果越来越多的货币在金融系统循环而不能有效率地进入生产领域。
这样的自我循环造成了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脱节，不仅无效率，更与国际大背景下的政策取向相违背。如果美国政府在大选前继续实施美元倾销政策，国际大宗商品将会继续涨价，中国经济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从去年开始，国际油价持续上升，使得美国部分出口玉米转向为生产能源原料，形成了“脚”与“口”争粮食的局面。这样，玉米将成为推动副食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力量，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升，反过来对主要食品如大米等形成上升压力，近期大米价格的上升就是这种国际价格“远程精确打击”的结果。
如果从基于物价上升而采取的紧缩政策的角度去考察A股市场，当前的群体非理性行为的背后是其实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由于对物价预期转向了不稳定，导致了投资者个体对政策将继续从紧的预期。政策从紧必然导致资金紧张，必然使投资、出口受影响，结果是对未来业绩预期的下降。如果这种心理预期形成共识，即使没有大小非减持对行情定价体系的冲击，行情的回调也将是一种必然。
我们知道，投资群体一旦形成某种心理定势，个体的理性就会放弃，非理性的力量就会起绝对作用。在行情出现群体非理性下跌的时候，宏观调控特别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对市场的不断强化其挤压作用的时候，投资者群体是多么企望政府出来拉一把。虽然此时此刻我们知道，当代资本市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群体的非理性发作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因为市场失灵而出现政策失灵，即延后的利多政策可能已经无法对市场起到应有的稳定作用。
面对不断高企的物价和不断下跌的股价，在两难选择中，政府现在的政策倾向于通过加速升值来平衡物价，意图通过稳定物价来稳定人心，通过稳定人心来稳定股市。问题在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民币升值势头早已不是央行就能左右的了，关键还得看美元的贬值幅度和时长。如果美元是为了解决美国的双赤字而继续大幅贬值，人民币升值却刚好为解决美国财政赤字提供了筹码。我们为美国摆脱困境做出了贡献，但不断贬值的美元和高企的油价仍然在围剿中国的物价，仍在继续推动中国CPI在高位运行，如此，升值政策可能事与愿违。
因此，在物价、汇率、股价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调控政策需要创新，要跳出原来的单一以金融调控为主的思路，特别是重新定位股市政策，这将是宏观调控的一篇大文章。笔者在此大胆提出几点预期：
一、当出现本币升值加速对经济的硬伤大于对物价的稳定作用时，主动的升值政策将会弱化。特别当出现大面积的出口企业亏损、大量民工下岗现象时，对快速升值可能会有强烈的异议，那时或许就是调整政策的时间窗口。
二、经过四月的反复震荡，加上大小非减持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减少，在旁边观望的投机资金就会及时进场抄底。由于群体心态不稳定，尤其是厌战情绪迷漫，行情将会在相对低位反复拉锯。由于年报和季报业绩增长的稳定人心作用，当沪深300指数的市盈率下降到20多倍的时候，至少在技术形态上为夏天可能的上升行情打开了通道。
三、从紧政策可能造成了银行股在不增长贷款规模的条件下的效益提升，从而为市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金融、地产、航空、造纸等行业将会因为本币升值加速而获得更好财务性收益。因此，本币升值的结果是抑制了部分消费品价格但对于资本品价格却有提升作用，但消费品中的食品却因为通货膨胀的输入而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