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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道路”有更多内涵
    廉价制造远去 新型竞争可期
    独立董事
    竟如此尴尬
    人往京沪流,不仅因为收入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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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道路”有更多内涵
    2008年04月18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杨 涛 沈飞昊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当下“龙象之争”的热议中,国人脑海中浮现出的,实在也都是只鳞片爪的印度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印度”,正是印度所具有的矛盾性与多元化,构成了它特有的魅力。

      同中国一样,广阔的国土、众多的民族、复杂的社会结构、难以捉摸的文化,这些因素缠绕在一起,平添了印度的神秘色彩。应该说,对于中国和印度,想要准确地描述其全貌与特征,难度都是非常大的。不仅对于外国人是这样,即使生活在内部,也难以通过窥豹一斑而尽知天下。这就是巨型经济体的特质,在赋予了中、印以独特的资源优势同时,却又制造了防止其过于强大的阻碍,以免打破世界的平衡。

      印度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但又存在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姓制度;它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却也伴随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它声称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但贫困人口也高达2亿人;它的IT产业发展速度惊人,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又相对落后;印度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低,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不到2%,远低于中国,但却又受到能源缺乏的制约,70%以上的能源来自进口。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存在于同一国家,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对于局外人来说,现代印度的神秘感,并不亚于传说中的古印度哈拉巴文明。

      印度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是在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雅利安人结束了古印度文明,印度历史上便遭遇了频繁的外部侵略。其近代短暂的统一历史,也是分别由蒙古后裔和英国人所主导的,这种文明的持续碰撞带来了两种社会特质,一是各种文化要素的包容并存,二是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体现在宗教方面,便是印度教对佛教的全面替代。我们知道,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唐代玄奘西行取经的圣土。然而公元前六世纪产生的佛教,却全面败给了在公元五世纪产生的印度教。到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几乎消亡,而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伦理,也被印度教倡导的种性不平等制度所替代。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教与历史的熏陶,一方面增加了印度民众容忍现实苦难的耐力,提高了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印度仍能带着许多历史重负发展前行。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印度实现经济腾飞、走向现代化的掣肘,使其难以彻底摆脱中世纪的阴影。

      独一无二的“印度道路”已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都处于一种政治民主与经济集权的混合状态,当时印度道路的主要特征,则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高度管制,由此导致了腐败横行和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前计划经济体全面转轨过程中,印度也难以独善其身。

      1991年开始的印度改革是内外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印度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1990至1991年度,印度外贸赤字达6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最少时才10亿美元,外债则高达700亿美元。为了摆脱危机,印度不得不部分接受了IMF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逐渐实现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政策。与转轨国家不同,由于印度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所以并未陷入“休克疗法”的衰退中。迄今为止,新的“印度道路”正在逐渐呈现威力,自2000年以来,印度人均收入已翻一番,2003年以来的增长率更达到了惊人的8 %。

      在印度经济活力日增的背后,也有其“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发掘和总结。其中最具有印度特色的,是IT产业的迅速发展。IT产业不仅成为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增加就业的重要部门,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很多人认为,随着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对IT产品的需求也会迅速增加,印度IT业的优势将继续保持5 至10年。同时,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成绩突出,在GDP构成中已超过5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使其绕过了工业化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

      此外,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采取“出口导向”型模式,而是以面向国内市场、发展内需为经济原动力。上世纪90年代,经济高增长国家的国民储蓄额通常要超过GDP的40%,印度的储蓄率为则20%至25%,这使得国内消费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使其经济稳定性大为提高。再就是印度1991年展开改革以来,由于具有成熟民主制度的支撑,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也很顺利。不仅在经济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方面不断完善,而且企业经营活力不断提高,顶尖的跨国公司逐渐涌现出来,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迅速与发达国家接轨。

      争论“印度道路”与“中国道路”的优劣,事实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同样作为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现有的理论和经验都没有能指明其方向的“万能药方”。在这一过程中,中印通过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彼此镜鉴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例如,一方面,印度需要在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扶助贫困人口方面借鉴中国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在重视国内消费、实现产业升级、加强劳动者保护、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更好地学习“印度道路”。

      进入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增大,中、印都被赋予了避免世界陷入泥潭的期望。而在通货膨胀压力、资本市场泡沫等方面,两国也面临同样棘手的困境。长远来看,虽然两国在能源等方面存在竞争性,但突破西方主流观点中“龙象之争”的喧嚣,以“龙象共舞”来推动两国共同发展,才是符合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