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运之神似乎格外垂青王佳芬。
从1992年2月19日出任上海牛奶公司（光明乳业的前身）总经理到2007年1月28日功成身退，卸任光明乳业总经理，差不多15年时间，王佳芬让上海牛奶公司这家国有企业脱胎换骨，不仅成为后来的全国性品牌公司，而且还成为行业引领者和排头兵，“光明”也因此得以进入万千人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商标。这样的成绩，对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都是非常圆满的结局。王佳芬以她的努力、坚持、付出、超越，实现了个人理想和抱负，在塑造了一个优秀公司的同时，也在成就了自我价值。
在王佳芬的回忆录《新鲜：我和光明15年》里，这份“幸运”被她以感恩的心情而道出。“我很幸运！我来时正赶上邓小平南巡时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会’的关键时刻，大势推着我们涌进社会转型的大潮流，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我很幸运！中国经济激荡的三十年，不仅改变和震撼着世界，也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太多太好的机会……”“我很幸运！时代的改革洪流激活光大了光明品牌，时势的发展大潮流造就了全国的光明乳业……”
三个“我很幸运”的背后，是那种由内而外流露出的自信和肯定，是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的感慨。
光明乳业的发展史，是一个有着浓烈时代特征的商业故事，因此故事的主人公注定也将身负深刻的历史印记。王佳芬的职业旅程充满了激情、对抗和曲折，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历史背景和其国营企业管理者的身份，使让她的商业命运曾被迫蒙上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宿命”。她在15年里表现出的不仅有企业经理人的创新技艺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有企业家的决策能力和战略眼光。但是很多时候，她不能像民营企业老总那样在经营上自由驰骋，而必须谨慎细微、如履薄冰。
王佳芬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朴实、正直、善良。在从1968年到上海郊区农场下乡到1990年回到上海的这22年中， 她的成长经历，跟她的同龄人一样都伴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她很有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习惯成自然，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这样过一辈子。但王佳芬显然是一个勇敢的、坚强的和智慧的女人，就在“大家都想回上海”的时候，她却选择了留下来，尽管她说留下来是因为担心“农场的地没人种”、“农场总要有人留下”，不管其真实意图如何，不得不承认，王佳芬当年的“留守”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的表现。况且，王佳芬在留下来后并不甘心碌碌无为，她希望在什么岗位都能做得最好，于是后来大家看到，她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到班长、排长、连长、党委副书记，最终成了农场的一把手。这段“农场履历”至少为王佳芬后来顺利接手上海牛奶公司作了铺垫。这里，有两点必须提出来：王佳芬有着长期基层工作经历，对人际关系、政策趋势的把握上自然富有经验和得心应手；农场是源头，牛奶是生产，王佳芬在“命运”的巧妙安排下对乳业的上中游有着精到的认识和理解。
所以，对王佳芬在自传中时常出现的感激、感谢的论调不用太过怀疑，这并不是假惺惺的故作姿态。在王佳芬的成功基因里，除了她本人的积极进取、敢作敢为之外，很多时候，是机会抓住了早有准备的她，而非相反。我们不妨对王佳芬及其管理的光明乳业作如下“假设性”的猜想：如果当年王佳芬没有留守农场，她是否有机会出任上海牛奶厂总经理，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上海牛奶厂不是一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家半路杀出来的民营企业，像牛根生的蒙牛乳业那样，光明是否同样还有机会？如果上海人并没有“再穷也要喝牛奶”的习惯，光明牛奶是否一开始就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至于其发展总体一帆风顺？如果政府背景在某个时候不适当地干预了光明的改制和转型，光明是否还能走到今天，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我们看到，上述种种“假设”都不是王佳芬能主导和左右的，但在光明乳业的实际成长过程中，所有这些都按照王佳芬理想的路径在往前走，这不得不让人羡慕王佳芬的机缘。在这一点上，王佳芬与其将她的15年企业家生涯归结为“新鲜”，倒不如定调为“感恩”，王佳芬真正要做的其实还是感恩，感恩上天为她创造了成为一位出色女企业家所必备的多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