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阳春三月里的一天，坐着朋友的车，进入了他所在的那个县级市。市区入口主干道那边一字排开的，是好几座在北京和上海都算漂亮的摩天大厦，真是蔚为壮观。这个县城只是个弹丸之地，多少年来，同绝大多数县域一样，始终与贫穷落后为伍。而现在，每年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合计额已达到30亿元，有数座高档写字楼，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我走近细观看时，这十来座显示形象的大楼，无一不悬挂着醒目的国徽——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交通局等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各自占据一栋。路的另一边，是很多城市都能看到的新建市政府办公大楼与开阔的广场。在城里转了一圈后，发现城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那些高耸壮丽的政府机关大厦的建筑了。

　　一个县级市行政司法机关需要如此面积的数座大厦吗？更况且还有规模庞大的新建市府办公大楼呢，这其中如果没有空置与浪费，那只能说明，政府机关的人浮于事和臃肿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正因有了心头的种种隐忧，当朋友问我印象如何时，我便冲口说道，这个县级市经济社会繁荣的持久性，让人担心。

　　且不说那些行政司法建筑过多地挤占了本应由民间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资源，单就这些集全城之最而十分醒目的楼群，就足以使那些优秀的年轻人仍将政府机关作为就业首选，那种相对较高的综合收入以及身份的显赫，都在强化着“官本位”、“当官就有一切”等跟传统体制相吻合的落后气氛。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部分时间以及一些地区中，政府直接领导与指挥，的确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它使得资源动员效率非常高，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这种模式是脆弱的，很难有更长久的持续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恐怕难以长期走诸如某些小国的那种以强势政府直接指挥和过多占据经济资源，而不是建立起一个广泛且稳固的非政府性社会商业体制基础的模式。在政府主导的经济起飞后，如果能够适时将经济资源配置主导权转让给民间，也许在效率上会有所下降，然而，它将会使改革与经济增长建立在更为牢靠的基础上，经济运行的韧劲会更大，发展和繁荣的持续性会更持久。

　　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由资源全部被集中在政府的体制，向一个个分散的非政府实体和个人拥有资源的体制转移；也是一个由“官本位”向“市场本位”或“民众本位”转变的过程。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以商业体制为基础，以等价交换、平等互利为组织管理原则，政府不再是一切资源与事务的当然占据者和决断者，而只能在民众授权范围内行事，以做好“看家护院”为己任，方才可能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建立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

　　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利润与商业效率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手中，那些高素质的最优秀年轻人才会更多地以创造财富的工商业企业为就业首选，而政府，则在严格的授权体制与监督机制中，按其应该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有序运行，尽可能减轻由于个人因素所产生的随意性和巨大波动性。

　　擅长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先生在考察分析一些石油国家的发展道路时曾总结说：如果“各种经济因素无从重重相因，造成紧凑的组织，彼此牵制，以厘定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以上各因素既不能由自由价格决定，也只好让国家主权人片面地决定。”那么，“纵使财源富裕，却不能凭借个人的私利观作为组织原则，只好借重于警察权与政治指导员的力量了。”这样的体制模式，到底能否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顺畅和持久呢？当今那些国家的情况，已给出了清晰答案。

　　那天的所见所闻，还使我想得更长远的是，任何一种发展以及文明的复兴和进步，都不可能伴着一路的鲜花与掌声。正因为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事先想到或想不到的指责、阻挡、拦截甚至破坏，才使得这种复兴和进步有着扎实的基础，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更加值得珍惜，也才更加持久。今天，中国已经走上高速增长和加速缩小差距的道路。这种势头能否持续，最重要的是未来增量的发展方向和力量，至于最大的困难与压力，从来就不是外在的阻挡和拦截，而是内部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所以，不能因为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就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的模式在未来仍具有强大推动力。适时改革和转型，永远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力量。

　　由此，如果要问，最希望在县域经济社会里看到什么？我的回答是，县城里的最好最醒目建筑应当是工商企业的写字楼、学校、医院，而不是政府机关大楼和广场；县城之外应是通畅的道路、具有产业化格局的田地以及散发蓬勃生机的乡村。

　　县域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增长，县域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直接决定着中国今后发展繁荣的可持久性。因为县域经济无可置疑将是未来中国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