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主席的两个月来，陆续取消了许多有违常识理性、限制民生事业的政策，古巴的“新政”、“改革”颇有些“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架势。虽然遭到了部分人的非议、质疑和反对。

　　3月下旬，古巴政府宣布，民众可以购买手机、DVD机和电脑，以及电动摩托车、微波炉，这些东西曾是少数特权特殊人物才可以使用的稀罕物。古巴旅游部宣布，民众可以在涉外宾馆消费，也可以租乘出租车。4月初，古巴政府又宣布，居民可以出租自己的住房给他人，并取得租金收入，还有，解除工人工资限制。“重点突破”表现在，政府提出了“土地动议”，允许个体农民在国有闲置土地上耕种烟草、咖啡和其它农作物。古巴官方电视台曾有报道，目前全古巴有51%的土地闲置或未开发，官员正在采取各种办法，使耕种权转移到农民手中。

　　为什么说古巴的“土地动议”是“重点突破”呢？说来话长。在1959年革命之前，古巴曾大量地向外国出口西红柿、豆类和卷心菜，蔗糖更是其大宗出口物，曾有“世界糖罐”之誉，但古巴革命后，尤其在60年代早期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化之后，古巴的经济、民生状况却是每况愈下，不仅蔬菜要从苏联和东欧进口，连糖也要从邻国进口，几乎所有物品都要实行配给制。苏联、东欧剧变后，自身难保，无暇他顾，一大蔬菜源断绝，古巴一时陷入蔬菜极端短缺的窘境，给外国旅游者食用的蔬菜都需要从海外空运，古巴飞行员因此称这些航班为“耻辱的飞行”。因为像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城市型经济体进口食品还情有可原，它们没有耕地，而像古巴这样土地广袤，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有啥土地人口比例上的压力的国家也要进口日用的蔬菜，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在笔者看来，古巴新当家人推出“土地动议”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但面对变化，总是有一些人不理解、不赞同、不支持，甚或诋毁、反对、上纲上线。古巴军队后备役的邵黄将军（华裔）在劳尔·卡斯特罗支持下，开始经济改革，号召大种蔬菜，为提高激励，允诺多余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销售，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项改革首先在军队展开，其结果是蔬菜供应大增，菜农收入大增，有些菜农的收入甚至超过了部长的名义工资。邵黄将军为此饱受压力，他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两极分化。

　　面对这类舆论压力，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马查多·本图拉在接受古巴电视台采访时说，政府的优先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 “政府采取的一切变革措施都将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并使社会主义更加完善和发展”。国际上有人说，古巴改革是在学习中国和越南模式，这是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空疏之论。依笔者之见，古巴新领导人让民众多种地、多种菜，与“主义”无关，与“模式”无涉，古巴人不过是在遵守起码的常识理性而行事。“主义”、“模式”之类太高深、太玄奥，也太容易引起争议，评价一件事的是非对错，最好还是看它是否合乎基本的常识理性。

　　回首人类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完全可以说，人类历史、世界潮流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史，换言之，就是遵守常识理性与违背常识理性的斗争史。更乐观一些说，就是遵守常识理性与违背常识理性的演进发展史。仔细看看，在自由放任、无为而治与政治专制、经济统制、社会管制此起彼伏的古代经济史上，一代史家司马迁明确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也大力倡导自由放任，让“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司马迁、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更多是出于直觉、常识，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和雅诺什·科尔内虽颇具思想高度，却也不离常识理性。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从多方面反复论证了自由对人类的必要性，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则论证了高度集权法网恢恢的计划统制经济体制必然造成资源闲置、货物短缺、民不聊生。从30年前的中国到20年前的越南再到今天的古巴，古今中外哲人巨匠们的思想价值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其巨大魅力。

　　闻道有先后，领悟有深浅，践行也有快慢，因而，虽然古巴顺应世界潮流、遵守常识理性有些姗姗来迟，但却仍值得称道。而古巴新领导人的施行新政，也给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关键的少数”一个极大的启示，这就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永远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官员思想要真正解放，民众自由要充分扩展，民间创业竞争活力要完全释放，针对个体、民营经济主体的种种不合法、不合理、不公正、不合常识的限制要彻底解除，横亘在个体、民营经济主体面前的玻璃门要拆掉，各种资源（如土地、劳力、资本、管理）要得到优化配置，个人权利要得到保障，如此，最广大的民众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