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公共与私人部门或曰政府与民间的组织格局之后，人类社会的变革能量主要来源于民间或私人部门。不用考察更久远的历史，仅就过往三十来年的历史看，这一点就非常突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过去三十年间步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通道。尤其是，以集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最为醒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今相当一部分建筑、生产和经营活动，是由非政府实体基于盈利性商业原则自发自主开展的。

　　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格局，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将经济权利由政府返还给民间，认可、鼓励并引导人们的私利观，使民众能基于其利益需要自主而行。无论是乡村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随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无一不是将民间力量从政府完全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行为。正因如此，才使个体以及基于利益而自愿结合的集合体，在国门洞开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外在良好榜样，对比之下，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也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商业利益的释放与驱动，极大地激发了各层民众合作和创新的热情。

　　就在中国开始施行还经济权利于民间政策的第二年，深受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非国有化运动”的政策，将政府力量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并促使自由贸易重新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主基调。这一系列重新确立以民间力量作为主导的“撒切尔主义”，使英国率先摆脱了整个70年代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而深深困扰着西方国家的“滞胀”状态。

　　撒切尔夫人的一连串重拳，直接影响了紧随其后而于1980年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的执政思路。里根政府上台伊始，便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思路，大幅度降低税收和政府开支，减少国有国营事业，在经济领域里将政府规模与影响缩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由此，美国赢得了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除此之外，“撒切尔主义”也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今天回首看，真是十分巧合，不管最初是基于务实的发展观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的英国与美国，相继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开始了各自现在看来都是较为成功的经济自由化变革，只不过变革开始前的发展水平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因为背后有着同样的动力源——危机。1978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快崩溃的边缘，社会运行无法再按原有路径持续下去，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凸现。而1980年前的西方世界，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小社会”也已无法持续下去了，特别是，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跌入前所未有的“滞胀”泥潭。

　　既然推动中西方走向具有同样主旨内涵的转型与变革的动力都是源自危机，那么，危机的原因也应该基本上是雷同的。现实印证了这种逻辑。形成中西方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式的思路、政策与具体措施——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地大包大揽，政府占据了经济领域的几乎所有地盘，民间自发力量被挤到了历史上所少有的狭小之处。中国受原苏联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影响，走向了消除一切私有经济的极端，将整个社会经济变成了一个由政府直接指挥组织的大工厂。而西方世界，在“大萧条”及随后的“二战”期间，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政府有形之手深入经济领域的程度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所没有的。特别是美国的《1946年就业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地赋予了联邦政府运用其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去干预经济的权力。自此，各类以政府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机构和企业不断出现，私人部门的经济力量在各种管制与政府机构竞争中不断被削减，终于使整个经济体系逐步失去了灵动性与活力。一旦受到类似石油价格上涨这样的外在冲击，“滞胀”便是其惟一归宿。

　　在全球经济出现动荡调整的当今，如果人们希望尽快走出调整状态，并希望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继续保持过去三十年的良好增长势头，就不能忽视这30年的重要经验：力量一定是在民间！

　　真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眼下令人担心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又都出现了政府力量挤压民间力量的趋势：新一轮“国有化运动”已悄然起步，经济资源与权利正在向政府集中，民间经济的主动性与活力在持续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已经跨出门槛。面对这种情形，重温一下1978年至1980年中国、英国、美国相继走上变革之路的背景、变革的核心内涵以及变革的效果，又有谁能否认这其中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