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陆家嘴论坛”召开前夕，记者就上海金融软环境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一些金融市场主体的管理人员、专家学者认为，上海的金融环境位居国内先进，但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
⊙本报记者 蔡国兆
长三角协作进入“蜜月期”
对于很多经济学专家而言，上海的经济总量是其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障碍。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１２００１．１６亿元，全国占比不到５％。通过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横向比较，一些专家认为，上海目前的经济总量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要观念转变，将有效改善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基石问题，与此同时，该城市的金融包容度出现了重大转折。
２００７年５月，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必须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
这一全新的理念意味着，上海不仅是上海的上海，还是长三角的上海、全国的上海。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上海进行了一场“主动融入长三角”的运动。“目前，上海与苏浙地区进行深度合作的行业已扩至４０余个。长三角协作正在进入‘蜜月期’。”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办主任陈荣堂对记者说。
“消除割裂实现长三角融合，将令上海举长三角之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沈玉芳说。
２００７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１８６３８亿元，江苏省２５５６０．１亿元。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在全国的２０％以上。“此外，长三角吞吐量占全国半壁江山的港口群、密集庞大的机场群，也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要素、资源集聚的强大基石。”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熊继洲说。
“观念是主导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观念的转变是最大的转变。”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者评价说。随着长三角产业、金融方面的“拆墙运动”不断推进，市场内各种要素的流动速率在不断加快，上海的金融集聚效应也充分彰显。
２００７年，上海实现金融业增加值１１９５．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４％。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包容度、开放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当年，上海新增各类金融机构１００家，其中不仅有外资，还有相当分量的江浙资本。
金融法规不是“国际通用语言”
尽管有“观念软件”的重大转型，但毋庸讳言，在上海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的路途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已经凸现了出来。
“上海目前说的还是‘方言’，而不是‘国际通用语言’。”熊继洲这样评价上海的金融法制现状。
在熊继洲看来，在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尽管相关法律的建设正在加紧步伐，但尚有很多政府的监管举措、市场规则还停留在“文件”、“政策”的层面。“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上海金融环境的优化。”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认为，在这些“文件化”、“政策化”的游戏规则背后，是监管手段的行政化。
“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监管经验值得借鉴。”一些金融管制体系的研究人士介绍说，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监管理念非常先进、监管法规比较完善。监管人员具有强烈的依法监管意识，履行职责绝不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此外，由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均属英美法系，实行“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的“负向清单”监管模式，凡法规没有禁止的，都是市场可以创新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创新氛围也比较浓厚。
相较之下，上海的金融监管理念、市场秩序方面尽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仍存在地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多干涉。在这一点上，各类金融机构热衷政府公关的现状就很能说明问题。
熊继洲介绍说，我国关于金融监管的法律框架虽已建立，但与金融监管的国际水准还有相当距离。“上海不应该只是一个金融实务的操作中心，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地方立法在一些领域必须实现‘先行先试’。”在他看来，上海只有在健全金融法规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依法监管”，金融软环境的建设才算基本到位。
服务不完善推高金融成本
阻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二个瓶颈问题是金融业服务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金融成本上升。
“长三角现有征信体系依据企业报表做出的信用评级参考价值很低。上海企业路子多，比浙江的企业要复杂许多。市场透明度上存在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成本积累自己的企业信用库。”一位不愿具名的浙江在沪银行业高管对记者说。
近年来，上海在建设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信用长三角”网络共享平台的搭建等都是明显的例证。但由于类似于专业评级机构等市场化金融中介组织发育的相对滞后，上海的金融成本并未达到新兴市场应有的低水平。
根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提供的研究报告，上海的社会中介体系在国内较为发达。数据显示，上海地区每万人社团数为１．２９８、律师事务所数为０．３４２、律师数４．９５４、公证员数０．２６９、会计师数为３．３７５、担保机构数为０．０５７。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较目前已有的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覆盖率还是在分化度上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整个中介体系，特别是金融中介体系的服务质量水准远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这样说。
人才缺口呼唤“阳光普照”方案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浙商银行的金融高管骆航鲁踏入上海，寻求在这块金融热土上设立首个外省分支机构。“上海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率很高，一年以后，分行就开了出来。但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里面，人才招聘问题是头疼的。”现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骆航鲁说。
统计数据显示，至２００７年末，在上海有牌照的金融企业中直接从事与金融有关工作的从业人员约为１８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１％左右。而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从事金融业的人口一般达１０％以上。
２００７年，上海经批准新设金融机构４０余家。在区域金融集聚功能获得大幅提升的同时，上海的金融人才资源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引入外地金融人才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户口问题、子女入学问题、住房问题等。作为一家规模较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我们很难帮助解决。”骆航鲁说。
而对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从业者，关注点更多在于税收。“我们希望至少能够享有与香港同业者相当的税率。”一家外资投行上海代表处的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据介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税收可与伦敦、纽约相“媲美”，比同样在争创国际金融中心的印度孟买、韩国首尔等要高出许多。
记者翻阅相关资料发现，尽管上海已经提出建设金融人才高地，但在制定吸引金融人才的相关政策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非只有金融高管是金融人才。大量中下层金融从业人员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他们也希望政策的‘阳光普照’。”骆航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