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西南联大在社会科学方面出了一批出色学者。其中，就有伍启元先生。伍启元生于1912年，广东台山人，早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毕业后转入清华研究院继续攻读财经理论。

　　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伍启元已观察和研究当时社会思想动向，并撰写了大量文章与论著。其中，他写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在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此书大体勾勒出了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实验主义、疑古思潮、整理国故、唯物辩证法以及东西方文化争论的主要发展脉络与主旨，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本著作，在当时影响也较大。两年后，陈端志曾出版过《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一书，其中有很多观点与伍启元的著作不谋而合。

　　1934年，伍启元参加了第二届中英庚款考试，并顺利考上了公费博士生，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中英庚款是受中美庚款活动的启发，中英庚款的目的是“培养学术高深的人充实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但持续时间和规模不能与后者相比。从1933年到1947年，当时先后选派了9届共193人赴英国留学。在当时英国学风相对严谨的熏陶下，确实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留学生，钱钟书和钱伟长等皆为其中翘楚，经济学一门中最有突出的就是伍启元。

　　伍启元在英国读书时，学习甚为用功，写成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回国前已交付伦敦大学出版，这样的成就为当时留学生中比较少见。回国后，伍启元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经济系就职。不久，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伍启元随全校师生远赴云南，并成为昆明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教师。

　　三校合并后，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教师阵容十分强大，有陈岱孙、赵廼抟、周炳琳、伍启元、萧蘧和秦瓒等人，陈岱孙为总负责人。当时，所有教师都各尽所能地帮助学校的学科建设，伍启元也捐出了他在英国采购的大量图书，成为资料室藏书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家何炳棣当时正在西南联大读书，自称从伍启元捐出的西文资料书中获益极大。

　　伍启元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国际经济政策”课程，同时涉及当时中国经济。因为，他阅读广泛，腹笥甚丰，谈起经济政策总是旁征博引。只是他广东口音过重，字音难辨，学生很难记录笔记。授课之余，伍启元对现实经济和政治仍保持高度关注，并在各大报刊上撰写文章，批评当局的各项不当经济政策。

　　随着抗战深入，经济日益紧张，通货膨胀也露出苗头。1942年5月，由伍启元牵头，联络了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和戴世光等社会科学学者，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的长文，呼吁政府尽快尽力解决物价的问题。他们警告说，“出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因此，“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持续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可当时通货膨胀并没有被压下来。1944年5月16日，伍启元与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等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以及在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伍启元与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通过这一系列文章，伍启元在学界和民间都获得了很高声望。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同学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四人讲演时事。其中，伍启元主讲当时经济和政治热点。他认为，抗战方息，不能再有内战了。“一为今日从国力及财政言，或从经济建设言，均应极力避免内争；一为内争之办法，在经济方面必须应行民生主义。”

　　抗战之后，伍启元继续在清华执教，同时开始参与创办一本杂志，这就是后来影响很大的《观察》。这本杂志是由当时重庆一本名为《客观》杂志脱胎而来的，主编为储安平。伍启元从一开始就是《观察》杂志的积极参与者，以至于有媒体误以为他是主编。在《观察》杂志第一卷上，伍启元发表了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一文。伍启元一反当时的“战后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经济实已处于崩溃边缘，“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 历史果真被伍启元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