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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昱
2005年5月，一本名为《魔鬼经济学》（也有翻作《苹果橘子经济学》）的著作在美国问世，果然引发了“魔鬼”效应，该书曾以31国语言出版，在美国更是狂销900,000册，持续47周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这是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写出的经管奇书。作者就是有着“全美最有趣大脑”之誉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1967年出生的莱维特，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
莱维特长得弱不禁风，他自称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但他的学问却独树一帜，赢得了同行的足够尊重。莱维特获奖无数，其中包括2003年美国克拉克奖。
作为实证经济学家，莱维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经济计量方法成功地运用到这些通常认为难以进行实证检验的社会现象中。他更像聪明而好奇的探险家，擅长于发现问题的关键特征，并寻找到新数据和构造新方法。他还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把文章取材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用经济学方法解释青少年犯罪成因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犯罪率一路高涨。法学、社会学、生理学等学科倾向于从道德角度把犯罪人看成是异常人，把犯罪的成因归结为罪犯的心理、遗传特性及社会环境。他们认为青少年罪犯没有道德观念，冷酷无情，犯罪没有明确的动机，不考虑作恶可能导致的惩罚。
1998年，莱维特在《青少年犯罪与刑事处罚》一文中，运用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来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他认为，青少年罪犯也是完全具备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会仔细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谋求利益最大化。莱维特验证了1978年至1993年间美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与青少年司法系统处罚力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强相关性。
2000年，莱维特在《街头贩毒团伙财务状况分析》中，分析并检验了青少年参与贩毒行为的“收益最大化”权衡。他发现，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来说，贩毒团伙提供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他们从事合法工作的收入，因此贩毒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然而，贩毒团伙中低级成员的收入要低于其从事合法活动的收入，且承担风险高，似乎得不偿失。莱维特认为，这并不违背“收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低级成员可兼作一些临时性合法工作而获得较高的总收入；另一方面，团伙头目的高收入水平成为低级成员努力工作的激励和目标。据此，莱维特的政策建议是，干预劳动力市场，增加合法收入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犯罪率一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令犯罪研究专家们大跌眼镜。莱维特直言，最高法院于1973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才是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关键所在。他的逻辑是，选择堕胎的少女往往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成长环境，如果强迫她们生下孩子，那么孩子成长环境很可能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堕胎合法化使得这些潜在的罪犯胎死腹中。在其详尽有力的数据面前，美国学界信服了。
选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美国选举制度影响
美国国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还有权批准联邦预算，各个常设委员会则掌握着联邦财政分配权。大多数研究认为，国会议员会尽力为其所代表的州谋取经济利益。但议员们怎样对其所代表的州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资历”说，认为在常设委员会或本党的资深议员能够左右政策制订，将经济利益分配至他所代表的州。另一种是“委员会”说，认为委员会中的多数党则实际掌握了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莱维特在1994年发表的《议员制度和州经济增长》一文研究了这些问题。莱维特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同时、独立发挥作用的，此外议会中的多数党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除了影响联邦经费的分配以外，更重要的是议员们还可以通过制订或废止一项法律、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来影响各州的经济增长。
议员们出于什么目的来支持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呢？普遍认为，更多的联邦政府财政分配会取悦选民，帮助在任的议员赢得连任。但一直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莱维特1997年发表的《联邦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结果的影响》对此做了准确的度量。莱维特把联邦经费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农业、交通、环境、特殊教育等进行的“非转移支付”；另一类称为“转移支付”。主要有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低收入者住房补贴、退伍士兵补助等。莱维特的检验表明，非转移支付对帮助在任议员赢得竞选的贡献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个选区中人均100美元的增量将帮助在任议员赢得2%的选票；而转移支付与在任议员竞选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莱维特的检验结果证实了人们的推测，在任议员在选举中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为在任议员争取到5%至9.5%的选票。这也说明了美国每次国会选举中只有不到5%的议员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这一现象。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莱维特在1994年发表的《用候选人相同的竞选来估计竞选花费对美国众议员选举的影响》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经过检验，莱维特发现，不论是挑战者还是在任者的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几乎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又怎样解释庞大的竞争花费呢？莱维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与竞选成功的收益相比，筹措竞选经费的机会成本非常小，所以即使竞选花费效果不大，因为钱来得容易，多花一些钱也无所谓。
甄别作弊行为的机制：做出开创性贡献
几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各州对中、小学三至八年级的学生进行统一考试以测试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且据此考察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些州还规定据此对表现出色的教师进行奖励。
学界认为，这种考试一方面会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激励，但他们担心这种考试会使教学变成为应试教育，并且使一些教师为达到标准而进行作弊。这种担心终归是一种猜测，最终结果要靠事实和数据来证明。
莱维特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2003年的两篇工作文稿《烂苹果：对教师作弊普遍性及预示指标的研究》、《抓住作弊者：理论应用试验的结果》中，莱维特构造了一种方法使人们能判断是否存在教师作弊行为及作弊的普遍程度。
教师作弊手段可谓多种多样，如可以事前分析考试规律，围绕考试内容来授课。莱维特认为最不道德的手段是教师、校长及学监串通在考试中作弊，比如延长考试时间、放松考场纪律，甚至篡改学生答题结果。莱维特认为如果教师采用后一种手段进行作弊肯定会在学生的答案中留下一些线索。
他认为如果一个班级存在作弊行为，那么会有三个显著特点：（1）作弊当年考试成绩优异；（2）作弊发生的次年成绩显著下降；（3）学生答案分布异常。从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出发，他设计出甄别教师作弊的两组指标，一是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二是学生答案的异常分布。
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可以得到精确的数据，但答案异常分布的测量则困难得多。首先，莱维特分析了确定无作弊行为的考试中学生答案的分布情况，以此作为测度的基准，然后，用四个指标来测试不同作弊手法对答案分布的影响：（1）一个班中一组相连续的问题答案的异常地趋同，这说明教师的作弊手法初级；（2）班级之间学生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如果教师随机更改答案，那么这个班级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将会提高；（3）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对不同问题答案的相关程度。如果学生对有一些问题的答案高度一致，而对其他问题的答案则平均分布，说明教师有可能更改了一些特定问题的答案；（4）不同班级间学生对不同难度问题答案的差异。对于不同班级中得分相同的学生来说，如果简单的问题回答错了，但困难的问题却回答对了，说明其中有教师作弊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班级成绩波动幅度大，但答案分布差异不大，说明教师没有作弊；如果这两个指标的差异都比较大，则有可能出现教师作弊。
莱维特没有像其他“学院派”学者那样，局限在高深的数据、模型、理论建构里打转，而是把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经济学门外汉亦很易上手甚且着迷的“小品”，促成了《魔鬼经济学》的诞生。在书中，他通过发掘许多看似幽默怪诞，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试图帮助人们打破传统智慧的束缚，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莱维特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像是一颗苹果，用经济学的剖刀切开，里头竟然是橘子。这种剖刀凭藉的是经济学里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从最有趣而关键的点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