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就好像是以省为单位组成的小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是一点。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内陆省份仍然有很大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中国经济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

　　在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每年高于3%。但是，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中国的速度都会放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像现在这样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前些天，哈佛大学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帕金斯受邀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给出了如上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帕金斯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都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帕金斯给出的两个判断多少显得有些矛盾。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2007年，中国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200美元。

　　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要大过几十倍。中国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来自于东部，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达64592元，超过了9000美元，——但是，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大规模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加速追赶的时期。

　　帕金斯的演讲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他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压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非沿海地区进入加速追赶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回答说，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中西部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中西部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看法是，帕金斯的回答虽然很有理由，但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它们的确就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一样因为地处内陆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既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发展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陆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陆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的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以往30年。

　　当我把本文初稿拿给陈钊教授看的时候，他提醒我，还应该谈谈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陆省份仍然有很大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非洲的同事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让最低收入者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把上面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还没有涉及其他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和国际环境中的风险。——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内地人”的追赶，所不同的是，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地区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时，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