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特别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看清而又可以追寻到现实的许多根源的过去，总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真实的情况不一定会被历史学家知道，也未必能完整流传下来。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所研究的内容是信息不对称，恰好能为历史的多样性提供理论说明。但是他同时也是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的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他肯定是信息的优势一方。从他的所知和高度来看问题，显然是比较有价值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美国来说，是充满繁荣与狂热的年代。现在来回顾，好处是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正确与错误，历史基本上已给出了结果。另外一个好处是余波尚未完全过去。比如次贷危机，从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来看，是其用低息来抚平科技股泡沫破灭后的伤痛而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的结果。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繁荣之中埋下的毁灭种子，在于过度的放松管制，对于CEO的不正当的“激励”，失控的利益冲突以及政府屈从于庞大的金融集团的压力。历史可以说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愿意说的更加玄幻一点，我们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市场与政府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也不断向其他国家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建立在政府角色最小化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但可惜，美国自己早已摒弃了这种做法，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依靠政府来提供服务。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为一种信仰：它并没有建立在可接受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而且同许多实际经验相矛盾。

　　读斯蒂格利茨这本书，我更强烈的感觉是，美国实行的其实既非市场导向也非政府导向，而是为支持执政党派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资本主义。比如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谈判中，必然会有开放金融行业的内容，其实这并不能为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而是因为华尔街的威力，为华尔街找寻新的市场，仅此而已。

　　市场的缺陷，在经济学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中早已被部分的认清。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等力量导致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是最明显的市场缺陷之一。信息不对称是对现实无奈的认识。经济学关于信息充分的这一个致命假定一旦被放松，分析的复杂程度就会呈几何级数递增。于是原本完美的市场理论就将变得太复杂而无法想象。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曾经让许多人一度以为零存货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可以让困扰资本主义多年的存货问题从此消散，可惜，人们低估了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和广度。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显然笼统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能否有机制去克服垄断、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这些问题。比如排污，引入排污许可证的交易可以限制这个市场的负外部性，同时增加激励使得控制污染技术可以不断发展，成功的将这个行业市场化。另外的例子是电力行业，将电网与电力的分离可以使得发电公司增加竞争，脱下其天然垄断的外衣。

　　可惜的是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总会从市场主义开始，甚至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内容开始。在这种范围下，各方才可以方便地找到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的支持论据，同时调动观众情绪，拉来更多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提到了一种超越市场和政府的方式。某些行业，既不适合以盈利为目的，在政府的管制下也无法实现高效率，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更加合适。美国的私有大学，许多都是全球顶尖的，如哈佛、普林斯顿，而这些大学是非营利机构，其收入很大一部分依靠捐赠。这些行业，或许有着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发展。

　　全球化

　　在国际经济政治的更多方面，只要去了解一下，会发现有实力者就是利益的获得者，所谓规则，从来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

　　例如美国反对泰国使用会危及海龟的渔网捕虾，理由是为了保护珍稀物种，而在小布什任下，美国却单方面从降低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国际性协议中退出。虽然保护珍稀物种与生态的等原因同样可以用在这个方面，但国际上却没有能力来制止美国——因为美国不是泰国。又如，由于华尔街的努力，美国原本一直反对更多的管制离岸金融，甚至提出了“需要更多的神秘性”等有趣的理由，当然后来发现与“9·11”有关的恐怖主义者从这些秘密银行账户中获得部分资助之后，美国就不再这样认为了。

　　在对待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方面，美国更是如此明显的表里不一——美国告诉每个经济陷入衰退的国家，要削减赤字，而美国自己，从来都是扩大政府支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以至人们很容易提出怀疑：美国推销的改革计划，是为了该国好，还是为了美国的某些行业方便进入？对此，斯蒂格利茨的态度非常直接：“通过我们自身的经济外交，或者通过美国人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影响力，山姆大叔变成了山姆医生，向世界其他国家分发药方：削减赤字，降低贸易壁垒，全盘私有化。正如一些医生一样，我们太忙碌了——我们也太自信了——忙得不能倾听病人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太忙了，有时候忙得甚至不去看一下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它们所面临的环境。……当病人一个接一个不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时，事实上我们在海外四处散发的药品，同我们在国内所服用的药品已经不相同了。”

　　华尔街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迫使其他国家开放金融服务业，却拒绝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其优势产业。而美国自身的金融业，由于中西部和农村担心银行会将当地的资金吸纳输送到货币中心，美国政府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监管——这些监管到克林顿时期才被废除。而大型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成功压制当地的竞争者后，会把资金贷放给它们熟悉的跨国公司而非当地中小企业——同样的问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结果。

　　对外资银行的放开，始终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鉴于跨国银行的破坏力，我觉得谨慎才是上上之策。

　　全球化就是好的么？现在许多人已不会如此轻易下结论了，一些国家的产业的消亡与工人的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在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如美国推进的医药保护知识产权，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病人带来的是绝望的噩耗。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比如棉花补贴，集中于国内25000名非常富裕的农民手中，却拉低了全球农产品的价格，给许多只能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有几个非洲国家的总收入因此降低了1％至2％。

　　我猜想着许多思想的发展历程都是类似的，市场与政府，全球化与闭关锁国，经过了最初的极端化的争论，获胜的一方也终于发现自己太过极端，在某些并不适合的方面已有了足够的教训。

　　喧嚣的九十年代的遗产

　　在繁荣阶段，有太多问题容易被掩盖。

　　从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周期到达繁荣阶段，企业管理者们更有动力拿出漂亮的会计报表——因为当意识到竞争对手们都将给出一份漂亮报表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许多时候，压力比激励更加直接有效。世通以及许多公司的会计问题不是要到科技股破灭之后才暴露出来么？

　　全球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只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游戏，只不过被换了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美国曾为了避免进口以高粱茎秆做成的扫帚对国内就业的冲击而采取限制措施。如果有人问：这将涉及多少工作岗位呢？斯蒂格利茨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个数字应该在100和300之间！谁会觉得美国经济会受到300个职位消失的冲击？只是美国不愿如此简单地放弃这么一点利益而已。

　　向其他国家开放一些行业需要谨慎，特别是金融业。安然丑闻拖下了安达信，还弄臭了为它服务的一系列银行——JP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美林公司。这些公司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惜当他们为之服务的公司陷入丑闻时，这些声誉似乎没有太大的阻止作用。

　　《喧嚣的九十年代》

　　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张 明 等 译    杨学钰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