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据相关人士称，此举旨在引导各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首次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通知》规定，公司可以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即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计算形成的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从而帮助社会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公司为其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真正价值。这就是说，“每股社会贡献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量的界定，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公司价值创造提供新的重要的标杆。想玩弄“文字游戏”或者“捣糨糊”，没门！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倘若要提一点“合理化建议”的话，我以为，在上市公司为其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真正价值的环节链上，还可以再细化一些。比如，公司为员工支付的工资，属于公司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一种。关注这方面的“贡献值”，当然很对。因为人力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确保员工的工作与收入待遇，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为了应对国际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必须承担起确保员工待遇的责任，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问题在于，在“员工”这个大项里，起码包括两个子项：普通职工与高管。假若在“为员工支付的工资”的大项中，把这两个子项“一起煮”，弄得不好，很可能产生“混淆视听”的视觉污染。这个问题，时下不仅为社会所关注，而且也为监管部门所关注。他们所关注的，就是“薪酬不公”。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国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营业绩有所区别，相反，经营越差的机构其高管的收入有可能越高。根据去年银行年报等渠道掌握的材料发现，在中、工、建、交和光大银行这5家由汇金公司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已经出现了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脱钩的现象。二是，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拉大，而且高管的收入增幅远远大于员工的收入增幅。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分行，员工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些地方员工收入比股改前还要低，基层员工看到的股改成果仅仅是行长的收入提高了，而员工的收入却下降了。基层员工如果不能感受到薪酬公平的话，则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无疑将大大增加。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无疑是不利的。

　　由此，国资委已经在考虑新的制度安排，在中央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将全面落实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进一步推进企业内部的三项制度改革、完善薪酬福利制度、稳步规范实施股权激励，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限制过高收入、保持一线员工收入的稳定增长。保监会、银监会也在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批评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畸形现象，随后宣布对国有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进行清查。银监会有关人士则提出，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不单纯是工资升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问题。高管薪酬机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薪酬问题处理得好，则可能巩固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成果，推动金融机构朝市场化方向再迈重要步伐。否则，很可能动摇金融机构改革基础，使刚刚走出困境的金融机构再添新的风险。这方面的制度安排，或许也在考虑之中，如何进入“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视野，使其更显准确、公平、合理，值得探讨。

　　“每股社会贡献值”刚刚出台，就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它确是肺腑之言，不吐不快。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