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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无论作为一个群体，或是作为一个职业，从来都是毁誉参半。《财富》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就理直气壮地宣称，“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F.A.哈耶克也为商人的逐利本能辩护，并声称，“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哲学家安·兰德则更进一步，甚至将商人对于利润的追求视为一种“美德”。同样，对于商人的批判，或者蔑视，无论中外，从古至今，都不缺少强劲的声音。
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同样也体现在商人所栖身的“公司”的伦理中，或者说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公司使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发了商业思想者们出色的辩论。这样的辩论固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常见的议题，也在今天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商业界持续热烈的辩题。有人对公司兑现社会责任给予了极大的赞美，也有人认为，所谓的社会公共责任，对于“公司”们来说，实在是被夸大的使命。
一名研究法律的加拿大学者乔尔·巴肯如今也参与到有关公司问题的思考中，巴肯在其名为《公司》的著作中，对股份公司作为一种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以极其肯定的口吻表示，公司对于利润和权力的追求，已经呈现出一种病态。
在这位法学教授看来，公司如今统治着世人的生活，支配着这个世界；公司具有人的权利，却丝毫没有道德感，惟利是图；公司强调持股人的利益，不带感情，不考虑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股份公司作为一种病态的制度，拥有强大的力量，对公众和社会构成了威胁。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司所产生的影响与威胁也就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区域。巴肯据此认为，对于公司的破坏性行为必须要有限制。
如何看待巴肯的批评，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股份公司的力量，的确是当今这个世界不可忽略的。公司制度究竟是否真的那么充满罪过？如果像巴肯所言，因为制度本身的“病态”，公司的存在已给社会造成了诸多负外部性，那么，世人又该如何去限制和避免？
公允地说，巴肯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批评，确实有着一定的道理。比如，公司单单或过于重视持股人的利益，便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比如，公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或重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也的确是在很多时候，公司因服从于自身利润追求而产生了相当大的负外部性，却想法设法逃避责任，而不是正视，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巴肯式的批评很容易引发对公司制度不满者内心的共鸣。淋漓尽致的、不带妥协的批评方式，对于吸引掌声，往往很有帮助。
不过，也应当说，巴肯指出的是问题的一面，而不是全部。其实，乔尔?巴肯在他的著作中也叙述了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正是商业资本主义从萌芽时代走向发达的必然过程。公司制度的诞生，不是凭空落地，而是服从了资本经济的规律。仅从这点来说，巴肯把对公司制度的批评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感结合起来，既不公平，也不妥当。
巴肯对于公司制度的质问，其实不难回答。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本身，就当一分为二去看。在相信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们看来，正是公司这种对于利润狂热追求的原动力，推动了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如果对这一点刻意抹煞，的确是不公平的。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公司的负外部性是可以，至少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公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同时，公司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主体。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能因为公司的负面作用而完全否定这样一种制度形式。举个例子来说，证券交易所也可能沦落为赌场，甚至比赌场还不尊重游戏规则，但这不能作为全盘否定证券交易所的理由。
在巴肯笔下，公司由于“惟利是图”，故不会对公共利益负责。而比起公司来，政府似乎是一个更适合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主体。这同样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如果简单认为政府比公司更能对公共利益负责，就得出必须加强管制的观点，那么很有可能会使得“公司”大伤元气。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不能一味强调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因为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公司的持股人，也包括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肯提出政府要向公司夺权的观点，显然是过于激进了。
在这本著作中，巴肯提出了一些对付公司制度的办法。这些办法听起来并不令人感到陌生。诸如增强调控机制、加强政治民主、创建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以及挑战国际新自由主义等，本质上仍然是针对公司制度的改良手段。尽管巴肯对于公司的批判毫不客气，但这位法学家并没有想到要“革公司制度的命”——这样一种态度与其说是巴肯不愿为，还不如说他无可为。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框架下，如果没有了股份公司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可以拿什么来替代？
在笔者看来，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公司制度本身，而是一个社会能否有效地矫正“公司”产生的负外部性。很多时候，因为矫正的不力，糟糕的结果所产生的一本账，全算在公司制度的身上，这并不合适。而更要担心的，是强大的公司力量与行政权力过于暧昧的结合，却缺少约束，那确实是真正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