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相比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至少到今天为止的过去几百年里，中国是个落后者，因而是追赶者。至于将来是否能够赶上甚至超过，恢复中国文明曾经的辉煌，则要看中国人对由先进变为落后如何反思，以及在诸多方面是否有虚心学习和大胆革新的努力。所以，在今天人们怀疑、批评甚至指责欧美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制与制度的有效性时，应该清楚的是，至少在现阶段，西方这套机制和制度仍有其先进之处，仍值得中国认真学习借鉴。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经过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和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负。比如，眼下在对美国“次贷危机”评析中透露出的有关对欧美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机制的否定，甚至对中国仍然落后狭小低效而充满管制的金融机制的肯定和维护；对欧美财产权制度批判中所隐含的有关产权对经济发展促进效应的怀疑甚至否定，并以此作为加大行政手段集中产业资源的借口；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绩面前，规避甚至压制政治民主化改革，在远未培育起多种声音理性辩论的公共机制与文化氛围时，却有恢复并强化只能有一种声音的文化压抑的迹象，等等。

　　上述种种倾向于中国发展极为不利。就经济层面讲，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远未达到西方的平均水平；即便是中国已经发展到离西方发达国家只有一步之遥，任何的自负、停滞，便意味着将被快速甩落。那位以研究经济史见长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尔，在比较中国和欧洲技术革新史时曾总结说：“中国人一度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并引用琼斯的结论强调道：“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然而，700年后的今天，工业化却是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的任务。

　　这段有关中国技术革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评述，最值得当今的中国人细细回味。恐怕公元1400年是个现在看来最明显的历史分水岭，此时的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从而随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政治变革、技术创新突破而逐步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步入了工业化的繁荣大道。而此前曾在农业种植、冶金、化学、纺织、水利、天文、时间计量、航海、造纸印刷、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欧洲人不可比拟的技术创新成就的中国，以1430年禁止一切远洋航海探险活动为标志，一切技术革新似乎完全停滞了。

　　这种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更替，使得中国经济社会也由领先沦为全球的尾随者。按照英国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整理与测算，就人均GDP比较看，公元960年的中国为450美元，而欧洲为422美元；1300年时的中国为600美元，而欧洲为576美元；到1700年时，中国仍为400年前的600美元，而欧洲却高达924美元；1978年时的中国为978国际元，仅相当于当时欧洲10972国际元的不到十一分之一；即使到了2003年，中国也仅相当于欧洲水平的四分之一。从1700年到1978年的278年里，中国人均GDP仅从600增加到978国际元，而全球平均水平则从615增加到4432国际元；1700到1820年在全球人均GDP年均混合增长率为0.07%、欧洲为0.14%的过程中，中国则为零增长，而1820年到1952年，在前两者达到0.93%和1.04%的水平时，中国则是-0.1%。

　　尽管这一经济社会先进与落后的更替，不能完全归咎于技术进步的落后和停滞，但不容否认的是，技术革新是富裕和发展的杠杆。正如没有1400年以后欧洲技术革新的快速进步和突破，就没有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及他们现在的全球领先者地位一样，技术进步的停滞是中国经济社会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以至落后到现在的最主要中间原因。

　　说其是“中间原因”，是讲技术停滞还有其更深层的决定因素。这也正是现在中西方很多人士感兴趣并努力探求的领域。在众多解释中，我认为乔尔·莫尔教授的观点是最值得关注：中国“技术变革主要是由公共官员与中央政府造就的，这种变革存在着弱点，即受制于政府的赞同和认可。只要政权支持变革，进步才能够发生。但是可以说，政府可以把开关关上，而私人企业不太可能循隙而入。”由于“大多数已确立的官僚机构对改变现状往往越来越厌恶，政府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当政府失去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兴趣的时候，奇迹就结束了。”特别是，在一个长期没有政治竞争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里，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和文职官僚人员一起构成了保持现状并反对任何变革的既得利益保守势力。而任何重大技术革新都会引起经济社会以至政治变革。如此，在一个政府作用是独一无二且无可替代的社会里，倾向于稳定高于一切的保守政府怎么会支持技术变革呢？

　　恰恰是由于汉唐以及完全承袭唐制的宋代，在中央集权上仍留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皇权与相权的适当分离，尤其在唐朝，代表行政权力的相权也分成决策指令权、复核权与执行权相互分离的三部分，分属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个行政部门掌管，以防止行政权力被高度集中于宰相而滥用，或者因皇室剥夺相权而滥用，正是这种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机制，才使得公元1400年以前的中国政府及官僚对变革尚未失去兴趣，也才有了此间领先世界的技术革新成就。然而，正如历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所总结的：“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如此看来，一时先进了，未必不会落后；对待先进者的问题，不能盲目批评指责，更不能拒绝学习借鉴和靠拢；只要没有赶上先进，就不能轻言超过，更不能有任何自负；落后与先进交互更替的背后，总是有着垄断性还是竞争性政治文化的身影；没有私人领域的理性扩张以及竞争性政治文化，落后者的赶超恐怕只能是良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