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基金也烦恼。
烦恼的不是找不到北，而是怎样才能洗刷掉“砸盘者”的恶名。尽管并没有对“不抛售、不空仓、不发国难财”的“爱国市”盟约有过任何承诺，而且，基金也大可以用自己的仓位来证明自己并没有“不讲政治”，但是，基金们也知道，仓位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基金现在不仅不知道方向，对究竟该有怎样的估值定位其实也很茫然，讲不讲政治又何从谈起呢？
说起来，不要说把基金当成“爱国市”的守望者不过是散户的单相思，就是所谓市场“稳定器”的说法又何尝不是管理层的一厢情愿呢？无数的事实证明，在“羊群效应”的面前，基金不过是不折不扣的大散户。当然，在基金把中小投资者的钱募集之后进行整体投资时，其所拥有的资金实力就是一般的私募机构也是远不可比的。可是，集中了大量专业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股票价格发行和交易价格某种话语权的基金，却在很长时间里靠吃政策偏饭而不是自身的专家理财水平过日子，这种情形至今未有明显改变。嘴上说价值投资而行动上又比谁都耐不住寂寞，总是在自以为忽悠了别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又被别人给忽悠了一把，等到发现被别人忽悠的时候，为时晚矣。
把基金在6000点以上的建仓简单地归咎于有关仓位比例规定下的被动性行为，其实没有道理。尽管对于当时刚刚完成发行的新基金来说，高位建仓的高位被套在所难免，但任何一种建仓行为对于基金来说无不是投资理念的体现，就此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存在“捡到篮里就是菜”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是非但没有意识到6000点以上的高位风险而且还头脑发热地害怕踏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空，新基金不仅没有必要像赶集一样赶乘6000点这趟末班车，而且更没有必要凑题材股的热闹，扎蓝筹股甚至ST股的堆。更何况，凑这个热闹扎这个堆的并不只是初出茅庐的新基金，还有不少老基金。
同样的道理，简单地将3000点以下的砸盘说成基金的为民请命，也不是没有疑问的。上证指数从6000点跌到3000点，毋庸讳言，基金不遗余力地做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基金的做空如果只是为了逼出个救市的政策来，又为什么不仅在救市政策出台前还在卖出“最后一单”，而且在救市政策出台后还在继续做空？这就说明，基金们与其说是“逼宫”，不如说是“逼空”。不计成本的逼空不仅使所有被牛市大潮卷进来的股民大亏，就是基金自己也在一季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6500亿的巨亏，几乎将其去年盈利的大半丧失殆尽，以至于现在不能不战战兢兢地被迫面对赎回的考验。至少到目前为止，基金的逼空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损人不利己。
基金一直在倡导价值投资，一直在谈正确估值，可细究起来，基金似乎从来也没有自己的价值估值体系。人云亦云的过重的悲观预期动摇了基金经理的信心，也摧毁了他们应有的理性与智慧。基金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在“狼来了”的时候，总是像狼性大发的大狼狗一样，浑身散发出的是“狼图腾”的气息？基金不顾一切的做空，成全了QFII等国际资本的最佳抄底机会，却损害了本土投资者包括基金买单人的利益，影响所及何止是股市的稳定？
基金仓位所显示的“出工不出力”不过是假象，不可能有利于为其洗刷“砸盘者”的罪名。在某种意义上，“出工不出力”即使是消极怠工，也是一种倾向性表示。表面上的“出工不出力”甚至反而有可能是对不动声色的反向出力的最好掩护。更何况，仓位水平“出工不出力”的假象其实是通过出力太多的换手率来维持的。而这，才是真正最让人害怕的。为什么总有一些基金在做空，同时也总有一些基金经理在见异思迁？如此频繁的基金持股的换手率以及基金经理的换马率，恐怕在全世界也不多见。这除了反映出基金及其经理人的心态不稳之外，也反映了现行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如果说，对短期业绩排名的过多注重不利于引导基金去谋求更重要的长期利益，同时也是导致其一再重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之错误的重要原因，那么，只顾基金管理费以及基金经理薪酬的旱涝保收而置广大基金持有人或投资委托人利益于不顾的太随便的出手，则是最让人所无法容忍的，这也是足以令基金以及基金经理信用大损的一大制度性缺陷。
当然，退一步讲，“出工不出力”如果反映了基金的困惑，那么，对于陷入困惑中的基金来说，则或许还有“孺子可教”的机会。就当前而言，教育基金唯一可行的办法，不是给其以方向的提示，也不是加以这样那样的行动限制。对于基金来说，首先就是要明确，它的市场定位既不是对“羊群效应”的盲从，也不是对“狼图腾”的皈依，而是做市场忠实的牧羊犬。身为牧羊犬的基金，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维护基金持有人也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基金持有人和投资者的利益都是与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当前抗震救灾的非常时期。
忠于其牧羊犬的职守，就是基金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