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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档案馆的展厅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心象派文人油画”2008· 方世聪艺术人生文献展》。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仅展出了海派艺术家代表之一方世聪出国前、旅法期间以及回国后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还展示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手稿等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艺术家与英国王子查尔斯的亲笔信、各种文稿和草图等，现下，这些文献已悉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由此，作为上海市档案馆正在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的第一份上海画家档案——方世聪艺术档案也宣告正式建立。
走东西文明的融合道路
方世聪的艺术经历与他1987年起旅居法国分不开。出国前，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肖像画画家。文革期间，他是革命领袖肖像画的专职画家；文革后，他的一系列肖像作品产生了社会影响，如1982年他的《东方少女》参加美国纽约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获特别奖。尽管如此，他却接受法国国立装饰美术学院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出国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方世聪说：“21年来，我一直学习法语，学习美术史，在欧洲的各个博物馆作考察，就是试图在西方艺术的中心巴黎，掌握西方艺术的精髓。”在现代西方美术史上可谓派系纷陈，但他看来主要是两派：一方是自然派、幼稚派、原始派；另一方就是表现派。他们当中有的注重人类原始的反应，有的则高屋建瓴。由此，他明确了自己的艺术使命：“我想走东西方两种文明融合的道路，我要做一个在前辈前仆后继的情况下循着他们的脚步，踏着他们的肩膀行进的中国艺术家。”
我画的是人物画不是肖像画
旅居法国的经历给方世聪带来了画风的变化。方世聪指出：“出国前我画人物，一是强调相似，二是强调人物的个性、特点，此外则关注色彩和谐，要有色调。出国后就变了，比较着重社会性与人性，着眼于反映宇宙人生，带有抽象意味，有表现主义色彩。”
“在法国，他们的油画有一套成熟的语言，绘画滋养了我。”方世聪回忆道：“我不用模特儿绘画，画就画周围的人，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小顽童》、《执着的阿维尼》、《纯净的微笑》等。我发现，西方人的眼神与中国人的眼神不同，他们像电、像光、像剑；而东方人的眼神像水、像雾、像云。”他强调，他画的是人物画而不是肖像画：“我的人物，既是普通人，又是社会人。”亦即用具象来表达抽象的意义。他认为这就是“心象”，即用他的心去感受。他还特别提到在欧洲时使用的那些印章，比如“大自在”、“真如屋”、“艺术即精神”等，其中就包括了一枚刻有“心象”字样的印章。
艺术家要有宗教精神
在出国之前，方世聪就开始了形式上的探索，创作了“宇宙生命”系列，1986年首次在上海海平线第一次展览上亮相。出国后他有了全新的发现：“西方百无禁忌，令我眼界开阔、精神解放、灵魂自由，尝试了各种新的表现工具如笔、刮刀、抹布等；也尝试了各种材料和颜料，乃至水墨、油画、丙烯等多种样式。但不管怎样，我作品的底蕴是中国的，图像是东方人画的。”一位法国评论家贝尔科维斯基对他的作品《缘生》这样评论道：“当我第一眼看到方世聪先生的油画作品时，我认定它是一种西方的表现主义形态。然而，在这些梦幻的表象中，却透露出一种东方的冥想”。
方世聪还迷上了佛教，他说，中国人讲究天地人合一，讲究精气神，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智慧。无论是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佛教的宇宙概念都可以做出解释。佛教的观念和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也有相通的地方，如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微观世界中，对电子围绕原子核的运动进行测量就会影响这个运动本身。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的相互影响，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关系。佛教解释宇宙接近绝对真理。比如其“虚空”观：空不等于无，而是一种状态。理解了这些之后，神、鬼、阴间就都不怕了。他觉得佛教有助于他的艺术探索：“宗教就是艺术，艺术家要有宗教精神。要忠于自己的眼睛，忠于自己的感情。”
我今后的创作将转到国内
他说：“金庸、陈逸飞都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而我的看法正相反‘命运决定性格’，因为命运包括了全部宇宙的信息”。因此，他认为艺术是全息图。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气场、健康、精神状态乃至修养等。他举例说，他先后创作于2001年、2004年与2006年的《惠安仙姑》、《春风杨柳》和《节庆》3幅人物画就反映了他回国后的观感。法国人看了他的画会说：“这是一面特殊的镜子，他们反射人生。”
“原来是在上海看世界，现在是从世界看中国、看上海。我今后的创作将转到国内，要站在上海，眼望全世界。我打算好好画上海人。”他说：“上海已经不是原来的半殖民地了，而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是一个‘南人北相’、有国际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我将着眼于新上海人，融入人性与社会性，组成上海的小细胞，作为我的宇宙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