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5月上旬，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一天，北京宣布要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个消息的发布时间很特殊，距离上海举办陆家嘴论坛（一个大型的金融论坛）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于是，上海与北京争夺金融中心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我本来是不愿意为这个话题再发什么评论的。但我总感到，“中心”这个词对当下中国似乎比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更重要。在地方政府心目中，“中心”总是个太浓的情结，因此今天借本栏再发点逆耳之声。

　　如今，地方政府要建设的中心是很多的。有希望成为国际中心的，有要成为地区中心的。中心有金融的，经济的，制造的、航运的、贸易的、创意的、科技的，不胜枚举。大家似乎都要在某个方面成为中心才行。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说，其实金融的发展内容并不是只有建设一个中心，而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东西。政治、法律、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不是一个短期里可以造就的工程，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伦敦和纽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虽然也有偶然和历史幸运的因素。但是如果要把它们演进成金融中心的过程想象成一个可以复制的程序，那就错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似金融中心的社会经济现象，实际上是难以在别处复制的。别人可以学到一些形似的东西，可以把自己本土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但并不是可以短期里面就能复制一个相同的东西去取代别人。中国的金融业的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也的确有潜力、有实力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数十年上海或者北京就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没有什么单一的指标可以造就这个中心。中国的金融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但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任务并不等于或仅仅在于建设一个或者两个金融中心。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是在伦敦和纽约成为世人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更重要因素。而偏偏历史条件是不可复制的。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今天大家公认的著名高等学府，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等，数百年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在别处成功地复制出这样的学校来。但这并不妨碍200年来很多国家仍然可以建设成一些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的大学来。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应该如何去学习？因为看到哈佛大学有医学院，于是国内的很多著名大学就要与当地的医科大学合并，也要有自己的医学院。看到人家大学里面保持有传统的学院制，于是我们也赶紧成立学院。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大学根本就不重要，不是每个学校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它其实只是与每个学校不同的历史沿革有关，但却很快被我们学来，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如大学的宪章和治校的制度，却被拒绝吸收。结果呢，我们把自己有历史和传统的东西丢掉了，学了人家的一点表皮，弄得不伦不类。

　　类似这样的照搬学样实在是啼笑皆非。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情有独钟的“中心”建设工程中，不少都希望成为什么国际跨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想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成为一个国际中心当然应该可以用吸引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来度量。但问题是，跨国公司或者登上财富500强的公司有很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总部啊。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没有中心或者没有总部的公司。当我们说要建设所谓的“总部经济”时，我们是否清楚，总部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不妨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著名的玩具“芭比娃娃”，设计在美国，原料供给在亚洲和拉美，生产中心放在中国，染色在欧洲，销售中心却在瑞士。面对这样一张流程路线图，谁能定义“芭比娃娃”的总部究竟在哪里？

　　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初始条件，企业家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创造性地寻找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最好配置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归根到底，相互复制的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用创造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考虑我们自身的事情，不要总是假设在经济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并认准这是唯一可以成功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学者和官员都太善于高度概括自己看到过的东西，不怎么愿意去关注那些有差异的东西，而且总是习惯于把看到的现象大而化之地归纳为一个模式，用这个模式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才会有了各种各样、且又如此浓重的“中心”情结。回想起来，数十年来，这种很可怕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工作的每个角落，而这些被概括起来的模式已经让我们丢失掉了多少创造的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