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生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它飞速发展又瞬息万变，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声音不断见诸报端。这又是一个脆弱、复杂、多元的世界，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同时更潜伏着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架构和制度基础貌似强大，实则脆弱：包容度和管控力还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缺少包容与应对不同声音的管道，缺乏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有效应急机制，公民社会发育不全，自主治理能力有限。一有风吹草动，就对其产生或强或弱的冲击；一旦大风大浪，甚至会干扰其辨别力。

　　2003年初，发端于广东河源一个小城的非典，由于地方政府一度闪烁其词，应对失措，致使疫情全国蔓延，一时间国人谈“非”色变，不敢出入酒店饭馆、商场街道等公共场所，出门口罩遮面，……直到中央政府采取惯用的行政管控手段，全民动员，才刹住非典肆虐的势头。

　　非典事件过后，2003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要求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2005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个专项预案。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国家应对危机和脆弱性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加强。

　　今年冬春之交，五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雪灾，席卷南中国，波及17个省。长时间、大范围的暴雪低温天气，造成运输大动脉中断，昔日的交通要道上车辆堵塞，跨越几省甚至绵延几十公里；京九铁路几乎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无法回家过年，险情频频发生；城镇出行不便，街道由繁华而沉寂；自来水水管爆裂或冻住，生活陷入缺水的窘境；电力中断，村庄、城市陷入黑暗。相较于非典，南方这场大雪灾，更加复杂，传统行政动员体制的应对手段越发显得难以奏效。

　　现代交通依赖电力，电力依赖煤炭，而煤炭又依赖交通，当今社会日常经济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依赖程度日趋增强，一环中断，全盘瘫痪，这种不是由生产而是由物流中断造成的紧缺，再一次表明我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亟待加强，也暴露了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运行系统隐含的脆弱性。

　　孰料4个月后还有更为惨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浩劫，里氏8级的强度，受灾面积逾10万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这一次，政府以最快时间启动紧急预案，最精锐的部队火速赶往受灾最重的地区，跟死神抢时间。但因为被震瘫痪的交通、复杂的地形、变化无常的天气，近7万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惊恐的瞬间（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 一座座城市成了废墟，而需要重新安置的受灾人数高达1500多万人。

　　面对突发事件和自身的脆弱性，我们能汲取什么，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虽说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国家一日千里，但这只是在原本很低水平上的进步，远没有发达到可以自傲的程度，反而更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反省，查漏补缺，夯实社会和制度基础；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尤其需要构建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灵活的社会框架，建立民主合作的制度体系，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中央政府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的快速应对，获得了世界舆论的高度肯定。但我们还应看到，现有政府的格局和体制弊端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即中央决策一旦滞后，地方反应更加迟钝，往往延误最佳时机。遭遇突发事件，民众若完全寄望于政府，消极等待，并非上策。同样是大雪灾，贵阳民间飘扬的“绿丝带”给予了我们应对意外灾害的新思路：贵阳媒体发起以绿丝带为标志的“顺道捎别人一程”互助活动，后升级为慰问抗灾一线、救助困难户等更广泛的大型公益爱心大行动，缓解了灾情。在“5·12”大地震后，一些山东农民自发组成农民志愿者救援队开着三轮摩托车经过三天三夜长途跋涉，赶到绵阳灾区，“咱没有钱，咱去救人！”他们的壮举，他们的身影，相信会长久地在国人心里激起波澜。

　　现代社会应是高度自治的，相较于其他许多国家民间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和意外灾难时的活跃和有效性，大力推进我国民间组织，提高社会自主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就显得意义重大。而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和吸纳民间力量，完善社会自主治理，政府必须承认并非全知全能，就得放弃高姿态的大包大揽。

　　今天，人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高度发达，人类制造的飞行器最快已超过每小时2万公里；上可以探测宇宙深空，下可以潜入万米的深海；人类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选择，而不再仅仅遵循自然规律，可以修正或剔除部分遗传基因，甚至可以克隆自身……但是，另一方面，能力也是野心的温床，过度的野心也将伴随灾难。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依然是渺小的，文明更是脆弱的。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于这个星球，历史就不会有终点，机遇和风险就会纠结。面对大自然，人类必须秉持谦恭的态度，正视自己的脆弱，不断增强应对脆弱性的技能，才有望与这个蓝色星球长久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