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2005年8月29日遭遇飓风灾难后，在从联邦到州的各级政府还在为救灾走官僚程序时，民间私人企业已大批进入灾区，沃尔马迅速在灾区设置起柴油发电机，提供临时供电，以最快地速度恢复灾区商店的营运，同时帮助政府救灾。在美国，人们都有这样的常识，政府机构就是比私人企业效率差，美国唯一的国营企业——美国邮政局就没有私人企业联邦快递效率高。如此效率上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便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刻，私人企业也表现出极大的优势，而政府机构的官僚程序并不会因为灾难的紧急而有多大改变。

　　在本次四川大地震灾难中，中国政府表现出快速的反应和比较高的效率。这些天，中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救灾做了全面和详细的报道，笔者在与国内亲友的通话中，听到了他们对政府救灾工作的肯定，但是国内的媒体却很少提到企业在灾难之后表现如何，媒体对企业的注意力似乎更多集中在捐了多少款。那么，在灾难降临后，除了捐款以外，中国企业在恢复生产和服务上的表现如何呢？

　　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得知消息后，立即与四川老家联系，但电话根本打不通，显然是地震损坏了通讯系统（包括无线手机服务），第二天，电话就打通了。我心里猜想，在这难熬的24个小时里，中国通讯业企业一定在灾区紧急抢险。美国媒体注意到了中国通讯企业如此迅速恢复提供服务，《华尔街日报》在5月22日的“中国日记”中，特意为四川灾区通讯恢复做出了报道和评述，该报记者James T. Areddy报道说，中国移动通讯在地震中有4457个塔倒掉，但在灾难后的第一天，中国移动通讯就恢复了40％受损的服务，在22日就恢复了77％的服务，此外，中国移动通讯还通过其他方式连通用户，基本上全面恢复服务。Areddy在对中国移动通讯的追踪报道中，称赞他们的检修人员行动快速，他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手机服务为什么那么快就得到恢复。

　　在美国媒体众多有关中国地震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这篇关于中国移动通讯的报道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切入点。在我看来，对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 Areddy也许并没有觉得多大意外，他可能觉得中国移动快速恢复通讯服务更有新闻和评论的价值，相比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以及中国民众的慈善救助，他似乎更加注意中国移动的商业行为，更加称赞中国移动通讯那样快速的恢复服务。为什么？因为中国移动通讯那样的商业机构在短期内首要任务是恢复灾区的服务，在长远上继续为中国社会创造财富。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大批在自然灾难中震不垮的企业，中国移动通讯能够在地震灾难中迅速恢复服务正表现出了这样的企业特点。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地震损失数据，但可以预测的是，那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在国家遭受如此重大的自然灾难损失的情况下，中国的那些龙头企业更需要为社会多创造利润，在灾区的救灾初期，政府以及民间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但从长期看，灾区还需要市场行为的救灾，而中国企业就是市场行为救灾的主力。

　　地震发生后，中国社会表现出特别的爱心，比如许多中国人给出了大量的捐助，对于企业家、演艺明星的捐款，一些中国网络媒体还列出了捐款排行榜，许多人对捐款多者给予赞扬，而对于捐款金额少一些的名人则严辞谴责，尤其是对于几位知名企业家，简直是穷追猛打。在我看来，强迫捐款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在灾难之后，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为国家多创造利润、多创造就业机会，那才是最好的救灾。企业家被拖入到捐款“道德”那样的争议之中，实在是浪费时间。当然，个人捐款是值得鼓励和赞扬，而企业捐赠也是必须的，但企业毕竟不是慈善事业，社会的慈善事业更需要民间去做，企业的责任就是创造利润，通过交纳税款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社会多作贡献。

　　至少在目前，中国媒体似乎还不太重视报道企业的自救，而《华尔街日报》那样的媒体却更注意到这一层，因为他们深知，救灾所需资金根本上来自企业创造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