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在亚圣孟子眼里，赈灾乃天经地义。“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一般说来，赈灾以政府为主。《孔子家语·致思》谓：“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不悦。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仲由行善举而抢政府风头，受到老师的批评。

　　但民间助赈依旧十分重要。鲁僖公二十一年（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 “夏，大旱。……臧文仲曰：‘非旱备也。……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一年》）杜预注曰：“劝分，有无相济。”臧孙辰因此也成为较早提出民间助赈的官员。此后，每临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政府赈灾与民间助赈往往双管齐下。

　　对输纳钱谷者授官赐爵，是鼓励助赈的方法之一。秦嬴政四年十月初五日（前243年7月30日)，“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内，通纳。汉永初三年（高句丽太祖王五十七年，109年）三月，京师大饥。二十七日（4月25日），即使安帝刘祜“诏以鸿池假与贫民”，但“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孝安帝纪》）。鸿池，在洛阳东二十里。这是以政府资源赈灾的同时，倡导民间助赈的又一案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优伶……郝金官，道光间名噪京师。晚年厌倦风尘，举历年所积五万金捆载还乡，雇镖师数人护送之。行至山东，直大饥，人相食。官吏劝赈颇惶急。郝慨然以所有所大府，愿赈活饥民。大府义之，将奏奖以官。”（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优伶罄赀助赈》）

　　旌表捐借钱粮的义民，也是鼓励助赈的方法之一。这在明代尤为盛行。《民国宜阳县志·义烈传》谓：“爨荣，坊郭保后庄人。明正统六年，大饥，人相食。输粟二千一百石以赈饥民，当据情邀请，劳以羊酒，旌为义士。万历年间知县纪汝清题请建坊。”敕旌义民是获得最高荣誉的义民，须赴阙谢恩。旌表义民不仅可以避免卖官鬻爵带来的弊端，也能满足助赈者的多样化需求。郝金官即不希望当官：“我优人也，即得官亦不齿于同列。若蒙破例，准子孙与齐民一体应试，足矣！他无所望也。’”（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优伶罄赀助赈》）

　　中国赈灾文化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劝赈文化。

　　劝赈最有影响的，发生于明末。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1635年8月16日），河南省开封府杞县举人“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计六奇：《明季北略·李岩作〈劝赈歌〉》）李岩后来加入李自成义军，并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劝赈往往是助赈的延伸。李岩即是如此。不过，劝赈者的富有程度，并不重要。

　　劝赈为不少仁人志士身体力行。《蒲松龄手稿·劝赈》云：“四月流人处处逃，仁人轸恤倍勤劳。已开粥厂捐清俸，又劝乡绅卖豆糕。”《闽县乡土志·政绩录二·去害》谓：丁日昌“光绪初抚闽。岁丙子，福州大水。居民出不意，不及迁徙，淹毙甚多。其存者，又以墙屋倾倒，露棲城上。日昌躬行抚恤，督府、县煮糜为赈，死即给钱掩埋。水既退，分途购致粮米，手书函致四方劝赈。……故虽值奇灾，而民得渐复业。”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因倡捐劝赈，赏头品顶戴。此外，上面提到的秀云等人实际上不光自己助赈，同时还在劝赈。

　　汶川地震发生后，助赈、劝赈活动高潮迭起。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主办的“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就是1949年以来宣传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助赈、劝赈活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统计表》、商务部《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台港澳企业现金捐款情况一览表（部分）》等络绎公布，既可以看作对助赈者的表彰，也有一定的劝赈效果。万科等助赈者还追加捐款。

　　财务公开的上市公司，不可能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同一比例参与助赈。2007年度，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30家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依次是1345.74、812.56、690.53、562.29亿元。万科2007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48.44亿元，排在中煤能源的51.71亿元之后，名列第三十一位。万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纯公益性质”，“净支出额度人民币一亿元以内”（《关于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这在上市公司中已名列第一，但仍受到某些舆论的指责。可见，助赈多少，并不与富有程度直接挂钩。不然，助赈就变成摊派。人们不会指责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30家上市公司助赈金额比万科少。甚至，对于“铁公鸡”上市公司也未必会排查。

　　王石受到质疑，根源恐怕在于不谙劝赈文化。他在《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中说：“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如果说劝赈属于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准则，王石此说则无意间站在了这一准则的对立面。对此，王石在后来的道歉中并无具体涉及。若在崇祯年间，李岩可能会鼓动李自成义军，把持有这一言论的人踏为粉齑，在当代中国，舆论不会上纲上线予以抨击。但平民百姓从感情上排斥持有这一言论的人，也不算意外。因而，王石在道歉后，某些舆论依旧不依不饶。

　　“曾子曰：‘……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孔子曰：‘参之言此可谓善安身矣。’”（《孔子家语·致思》）富人行善，按曾参的说法，是“泽施于百姓”。而在曾参的老师看来，其实更是有利于富人自身的“善安身”之举。不知有多少当今先富起来的人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