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们为什么会捐赠？这个问题，仅仅从伦理道德层面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答。

　　面对突降的大灾难，无数热心人和热心企业都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有些捐得多，比如一个亿；有些捐得少，比如一百万，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前者道德水准一定高于后者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捐赠数量之多寡来对个体和企业的伦理作道德排序，但这样一来，也就认定了伦理道德和财富水平相关。很明显，对贫困家庭或者盈利微薄的企业来说，即使最大限度的捐赠，也无法达到足够的数量，恐怕也就只能排在伦理道德榜的后面。因而，按照这种逻辑，穷人或者薄利的企业永远都处于低水平的伦理道德区域。

　　上述显然很荒谬的结论来自同样荒谬的逻辑：伦理道德水平和捐赠数量相关！遗憾的是，无论是大灾过后很多媒体和单位列出的捐赠排行榜，还是部分人对捐赠数量较少的企业和名人的严厉批评，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单位发动捐款过后，总喜欢张榜公布捐赠者名单及其捐赠数量，名为表扬，实为排序。我们不妨追问一下：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符合捐赠的本意吗？同样，在大灾面前，媒体在号召捐赠的同时，也推出了捐赠排行榜，和众多单位的做法类似，按捐赠数量对捐赠者进行排序。这种排序无非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透过捐赠数量来展示捐赠者不同水平的道德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德压力，捐赠者本身以及看榜的受众也就据此来反思自己，评价别人。捐赠者心想，既然要张榜公布，那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捐赠的数量，因为这是一个排序问题，所以别人的捐赠数量就至关重要，构成了自己决策的一个参考标准。对捐赠者而言，其决定的捐赠数量，至少不能低于和自己地位类似的或者财富水平在同一层次的人所捐赠的数量。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通常单位里必须领导首先捐赠，领导通常都是一个单位内地位或者财富水平较高者，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因此其捐赠的数量起到一个确定基调的作用。在领导确定的基准之下，其他人开始确定自己的合适数量，而这个合适数量通常不知不觉地和职位挂钩，比如如果是一个厅局级单位，领导捐了一千，那么处级干部就可能捐八百，科级干部就可能捐六百，如此等等。一般情况下，普通职员不能高过领导，因为这是要张榜的，如果有谁比领导高了，就意味着该职员自认自己的道德水平高于领导，岂不犯了大忌！

　　在捐赠数量排序的前提下，产生了某种非常强的激励，迫使捐赠者必须按照自己在社会人际网络中的地位来决定自己的捐赠水平。结果捐赠行为完全脱离了道德动机，而演变成了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为什么说捐赠变成了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因为排序的背后是公众施加的道德评判。在一个单位里，如果你的位置比别人高，捐得比别人少，那么在单位这个小社会中，公众就自然认为你的道德水平较低，而这个评价对一个组织成员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如果是媒体公布的榜单，那么就会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对一个人或者企业来说，如果其捐赠的数量没有达到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那么如潮而来的负面评价足以削弱、甚至完全抵消其辛辛苦苦长期建立的声誉，这也就意味着捐赠数量的多少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本身！无论捐赠数量是对组织成员个人事业产生影响，还是对社会个体和企业的声誉及其价值产生影响，捐赠最终都脱离了道德的本意，而变成了一种庸俗化的东西。

　　可以推测，在一个单位中，个体的事业发展越不依赖等级，那么该单位的捐赠数量就越表现出随机性，也就越符合捐赠的本意。而如果相反，一个单位的等级极为严格鲜明，个体的发展完全依赖等级，那么捐赠数量就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企业的盈利和声誉对社会公众存在较大的依赖性，那么其捐赠数量就会出现对公众意见的迎合；而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这种依赖，就会表现出某种随意性。为什么地产界的捐赠数量差异很大？因为一些地产公司无需依赖社会公众的情绪来创造价值，所以也就无需按照公众心目中的捐赠数量来捐赠。

　　当然，笔者做这样的判断，似乎把捐赠行为庸俗化了。但这决不代表着否定捐赠行为背后的道德动机。本文的意思只是想说，在对捐赠数量进行明确的或者隐性的排序的前提下，个体和组织所做出的捐赠数量的决策很可能偏离其本来的捐赠动机，并导致捐赠行为蜕变为某种社会交往方式。很不幸，我们今天实在无法回避这种庸俗化的结局，因为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对捐赠的道德评判本身！或者说，对捐赠行为施加了某种错误的道德评判标准和机制！

　　捐赠，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权利，不应该施加某种外在的道德标准。多年来，我们始终关注着在经济领域如何放松管制，却总是忽略了道德领域的自由，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至少就眼下的捐赠而言，它会使得善行变异，使之难以普及和持续。

　　捐赠，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权利，如果根据捐赠数量之多寡来对个体和企业的伦理作道德排序，那就等于认定了伦理道德与财富水平相关。遗憾的是，无论是大灾过后一些媒体和单位列出的捐赠排行榜，还是部分人对捐赠数量较少的企业和名人的严厉批评，都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多年来，我们始终关注着在经济领域如何放松管制，却总是忽略了道德领域的自由，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