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周洛华先生在本周一的专栏中说：“每当我们揭示了市场的某些规律之后，市场立即用暴跌和危机的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运行方式，使我们每一次试图预测市场走势的努力都化作徒劳。”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要解释这类社会经济运动中类似的“异象”，就得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看看主观的认知力量在成为“客观事实”后对原来的“市场规律”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解释当今各种金融之谜。
市场是各种利益主体利益交换和分配的平台，也即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主要平台；在价值实现和分配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不是平等的，利益分配总是倾向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一旦这种不均衡分配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自组织力量就会向相反方向运动，以纠正这种不均衡对市场有机体的损害，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益主体间总是会出现“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现象。这两种力量在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时段里总是不断交替着，因此反应于外，就是主流声音在不同时间段出现强调效率或强调公平的不同主题，或者有时讲稳定，有时强调发展。
在社会经济领域，一旦在一定时间内市场运行“规律”为群体掌握，“群体—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异化”力量，即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主观的认识成为一种“客观”的市场力量后，就会进一步形成“社会自然力”。考察各项为使市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效运行的调控政策，就会发现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漂移”。今天，这种漂移已成为宏观政策效果不彰之谜，也成为政策导向与实际效果争论的源头。如果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对政策效果漂移现象就会有合理的解释：市场发展规律一旦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所认识，便转化为主观而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进而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主观政策—客观规律”间共同产生出一组意料之外的扰动结果，这种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
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当然是在中华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会带上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烙印。伴着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情结的，便有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等非理性现象。投资者群体对资本市场的政策调控往往又爱又恨。市场不景气时，期望具有父爱精神的政策出现；市场牛气时，就强烈反对政策干预。著名的 “印花税”政策，就因为投资者特有的群体性情绪而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现象。2007年“5·30” 提高印花税率，目标是让市场适度降温，以求平稳增长。但投资者群体在惊恐之余，发现还可以利用限禁股要到2007年底才可大规模减持的股改政策空间，大批散户便以认购基金形式避免印花税率上升的冲击，抑制性的印花税政策因此漂移了近半年才收到效果。同样，当市场出现过度惊恐，非理性的恐惧行为导致了市场过度下跌时，印花税率再度调整，回归原有水平，但投资者群体对解禁股的顾虑抵消了印花税率调整的效果，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
如果说金融市场的复杂有如天体运行，则“金融天体”运行之轨迹虽然已为西方金融学界数量化进而线性化地“掌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谜”。事实上，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即便如天体般可以精确测算，一旦介入投资者群体，则这一“天体”轨迹就会漂移。在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中，也有如量子力学般“测不准”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认知—规律（天体）”以及“客观天体”—“主观天体”之间多重规律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层次功能，这些功能反作用于市场，致使市场原来的模型预测的结果出现“漂移”。如果投资管理者在杠杆和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动态平衡的话，如果杠杆和流动性同时失控，如果市场群体的主体认知此时仍在过度利用“模型”进行杠杆操作，则必然造成致命的打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灭亡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要在金融投资中快乐地幸福地进行，我们不仅要寻找客观存在的各种变量（道或理），还得寻找这种变量共同作用后群体主观认识产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各种变量产生作用和结果后，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其反作用，以及这种反作用反过来作用于市场产生的“次生结果”和“再生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研究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忽略对于这种结果引发的群体认知产生的主观作用和主观作用反作用于各种市场变量的结果，那就只能发现第一步的线性结果而无法发现第二和第三步次生和再生的结果。
“圣人本无心，以百姓（群体）之心为心”，只要我们把握住各种利益主体对不同利益的追求之心，就会发现原有市场变量交互作用后产生的新变量的规律，以及各层次规律与各种结果之间的新一轮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能够这样， 面对“四面八方”各种主客观力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各种结果，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我们就有可能攻破现代金融学之“谜”，最终有效防止各种金融现象积累下因主要效果及次生效果的冲击而产生的主要风险、次生风险及再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