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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随着一些排行榜让一些富豪们的资产被部分披露，社会上开始有了“为富不仁”等等言论，敏感的任浩看到，公众开始关注这些“富人”的资金流向，究竟有多少流向了体现“仁”的方面，也就是说，这些富人是否有慈善行为受到了监督，当然，这种监督还包含着或者仇富，或者冷漠的种种复杂情绪。于是，任浩将理性注入到这种关注当中。至今，任浩与他的同事已经研究了五年的企业慈善行为，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产生了三部分析报告，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数据。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到了随着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该决定财富进一步去向的时候。
慈善动机
上海证券报：企业的本质是要盈利，应该如何看待企业捐赠等慈善行为的动机？
任浩：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由他利与自利两部分构成——社会主义是他利，而市场经济则是自利。这就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大环境，而企业自身，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再上面的数字就仅仅是数字了，这部分数字，有的用于再投资，而有的就可以开始回馈社会，实现自利与他利的结合。
上海证券报：自利与他利如何平衡？
任浩：要在自利与他利间找一个平衡点，就需要企业将慈善作为企业的管理职能之一，作为一种可持续的、长期的职能进行管理，需要管理很多方面的事务。
比如说，确定捐赠的量：是一个定量还是一个比例。比如万科设立的年度慈善基金；捐赠领域：是企业产品的相关领域还是非相关领域。有时捐赠相关领域能起到更好的对产品的利用和宣传，也减少了现金开支，实现物尽其用；捐赠的方式：自行捐赠还是委托第三方，国内基本上都是委托民政部门、红十字会等第三方进行捐赠，这样企业才能拿到发票，好入账；还有捐赠的内容，物或者货币等都需要管理。
第三方捐赠难局
上海证券报：这中间有很多问题，比如，通过第三方捐赠，如何了解捐赠去向？
任浩：由于目前国内对于民间基金会这类组织控制还是非常严格，因此通过第三方捐赠几乎是个必然的选择。因为信任度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先建立一种全程跟踪的制度，将整个捐赠直到捐赠到达的情况透明化，即捐赠人完全知晓捐赠落实的情况。
而且事实上，如果允许民间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发展，捐赠组织和到达的速度会更加快捷，迅速组织人员，增加量，到达准确，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更有动力。比如这次的嫣然天使基金和李连杰的“1基金”就发挥了这种特点，当然这些基金会目前还都是在境外注册的。
这次地震过后，江苏黄浦再生资源公司的老总自己带了现金过去分发灾民，算是一种特殊状况下的直接捐赠方式。
上海证券报：即使民间可以建立基金会，诚信度恐怕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认可的。
任浩：是的。尤其缺乏这方面的管理经验。管理混乱是不可能给人以信任感的。所以我们现在非常迫切需要有管理基金会方面的人才，很快就会用到了。公益性基金会、慈善组织的管理并不比经营一个企业简单，管理的资金甚至会是一个企业的几百倍，如何使这些资金持续有增长，增长的这部分进行哪方面的慈善捐助，举办些什么样的慈善活动，都是需要管理技能的。
政府辅助
上海证券报：那么政府呢？政府与企业在慈善捐助中应该如何分配角色？
任浩：事实上企业的慈善行为是对政府职能的分散。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开始有能力分担一部分政府职能，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政府对于企业的慈善行为，应当加以鼓励和引导。这个鼓励和引导包括对于公众和舆论的引导，导向对企业进行慈善行为有利的环境，通过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比如良好的税收政策--现在就是税前扣除捐赠部分的；对捐赠钱物的流向进行监控；运用相关职能辅助建立社会诚信等。
上海证券报：其实比如诚信，是政府不一定可以解决的。此次地震企业捐款后，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帖子，捐得多就夸，捐得少就骂；甚至有媒体也弄了一个排行榜，将某富豪排行榜上的人捐了多少拉出来又做一个榜，这些行为对企业慈善行为的持续性会有什么影响？
任浩：对于企业的慈善行为来说，鼓励强于谩骂，包容强于苛责。舆论媒体应该引导大众多看那些做得好的企业，以此来激励那些做得不好的。否则会有企业反而会觉得，我税也交了，社会责任也完成了，额外的不是我的责任，捐得少还要挨骂，索性不捐了。
慈善行为到慈善管理
上海证券报：那就说明企业对慈善行为还不是认可为一个常态行为，而是一个即时性行为。
任浩：是的，所以企业需要将慈善行为上升为慈善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等等结合起来。比如一个企业慈善管理做得好，就可能会提升他的品牌知名度，也会增加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增加员工凝聚力。对吸引外面的人才也很有帮助。
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中，也会因此增加诚信度。这在这次地震后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
只有将企业的慈善行为固定下来，作为慈善管理，与企业的其他职能一起，结合在企业的各个职能中运作与协调，企业慈善行为的自利与他利的平衡点才能找到，企业的慈善行为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