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出国际标准至少3倍以上。这意味着，能够买得起住房的只能是少数高收入者，而高收入者自住性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其购房行为主要是为了投机或投资，这构成高房价脆弱的基础。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民众收入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分流，及住房供应结构失衡等问题，中国房价的整体下跌趋势已经难以避免。

　　⊙贾图

　　本人在《上海证券报》先后发表四篇论房价走势的文章，分别从资金、供求关系、成本、保障住房角度入手，推断我国房价的整体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在这期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我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最近提出，现在房价没有调整的城市都将会调整，这个调整将会发生在今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他认为，2006年、2007年房价过快上涨，开发商获利过多是房价调整的主要原因。

　　钟伟先生和我在对房价走势的判断上基本一致，但关于调整原因，我更倾向于认为，房价持续上涨远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才是房价步入调整的根源。今天，我就从购买力角度入手，对房价走势作进一步的分析。

　　住房有三大功能：居住、投资和投机，其中，居住功能是基础，其他两大功能都是建立在住房居住功能基础上的。当住房作为居住功能而存在的时候，它就是消费品，而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水平所决定的。

　　国际上一般用“房价收入比”来表示房价的合理性与消费者的实际购房能力。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地区的住房平均价与家庭年平均收入的比值。比值越高，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比值越小，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高。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出版的世界人居报告中，在对50多个国家的首都城市进行调查后认为，一套住房的合理价格应在居民年收入的2至3倍，如达到5倍时，大多数人就会无力购买，市场就会出现问题。发达国家的住房市场，其“房价收入比”基本上在这个范围内。比如美国，其“房价收入比”平均为2.8倍。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国际专家（包括世界银行专家）给出的“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收入比”为3至6倍，也就是一个家庭3年到6年的收入，可以购买一套住房。据有人考证，3至6倍的“房价收入比”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银行专家AndrewHamer，他在进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时，提出了这个被世行认为“比较理想”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同。1998年，国务院23号文提出，一个地区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其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而当时规定的经济适用房的涵盖范围是占人口8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

　　“房价收入比”定为4倍，是有关部门经过综合评估后得出的结论。而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2004年和2005年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6.52倍和9.83倍，而2006年则飙升至15.76倍，到2007年，飙升到20倍以上。上海、北京等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达到了30倍至50倍以上。这说明，以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这个标尺来衡量，我国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

　　而且，在作出这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忽略了一个隐性因素，即社会保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基本上都由财政负责提供，民众高枕无忧，其收入的实际含金量非常高，换句话说，其收入的绝大部分可以用于消费。也正因为此，美国人一向喜欢大手花钱，甚至常常花得不名一文也照样无忧无虑，其原因就在于有社会保障这座靠山。而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性产品的供应尚不健全，民众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自己“筹备”资金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而伴随着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20年中，我国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医疗费用上涨了19倍。这意味着，民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用于购买住房，还必须应对这些必需的开支。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保障因素，我国“房价收入比”应该低于国际标准才更合理。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许多城市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出国际标准的至少3倍以上。这意味着，能够买得起住房的只能是少数高收入者，而高收入者自住性住房问题已经解决，其购房行为主要是为了投机或投资，在住房市场繁荣的情况下，投机或投资住房支撑起了相当大的销量。《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7)》显示，深圳2006年置业者中有超过30％置业者在取得产权证后半年内转手，投机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虚假的繁荣由于远远偏离民众的购买力而显得非常脆弱，一旦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不再，购买力萎缩的真实一面马上就会显现出来。深圳房价的持续下跌，正是投机退潮，急剧萎缩的购买力无力支撑目前的高房价所致。不少一线城市的情况与深圳大同小异，当深圳房价实现价值回归的时候，那些尚未步入调整的城市早晚也要步深圳的后尘。

　　另外，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供应结构失衡的问题（即大户型住房供应过剩而中小户型供应不足），这进一步造成了民众实际购买力的萎缩。因为大套住房的房价与普通家庭的收入比值会更大。中央曾经出台政策，要求“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而一直到去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才达到24.31%。一方面，是中低收入者占据市场的绝对主流，另一方面，是大户型住房占据市场的主流。供应与需求之间的脱节，进一步偏离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如果说，保障性住房供应的增大对中低价位住房影响巨大的话，住房供应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大户型住房供应的过剩，则对高价位住房构成强大的压力。因此，当调整到来，广州、深圳的房价都是齐跌，而不是专家们所预言的结构性下跌。

　　综上，房价的整体下跌趋势已经难以避免。尤其是在房贷新政实行后，进一步抑制了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而最近央行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又进一步打击了住房市场囤积居奇的能力，相当一部分存量住房将被逼向市场。降价销售已经成为开发商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晚降价不如早降价，在羊群效应形成以前降价售房的开发商，将来或许会感受到当机立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