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如果欧洲不是花上几百年时间，付出巨大社会成本来消除封建制度对财产权的压制，摆脱教会对知识的禁锢，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中世纪后期科学理性的兴起、持续的技术发明和革新，今天也就不会有西方文明的强盛。因为，正是成功地终止了那种比战争还可怕的对财产权的侵害，并确立了对私人财产权的完整性与可靠性予以认可和保护的制度，才使技术发明和革新成了可以给个体带来强烈财富预期的私人事务。一旦技术发明与创新成为同商业相结合的私人事务，就会形成一种动力十足的更具社会广泛性的自发自主行为，而且其持续性是无论多么强势的政府力量也不可比拟的。

　　随着科学与宗教的不断分离，科学理性作为技术革新指导最终得以确立。特别是那位号称“西方第一人”的弗兰西斯·培根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独占欧洲思想界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论体系——繁复的修辞和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建立起了通过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和理论归纳的科学研究方法。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与利用。待到牛顿和哈雷（哈雷彗星的发现者）科学地揭示了天体运行的奥秘之后，宗教神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科学与宗教完全分离，为以后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扫平了道路。

　　那些拥有了科学理性和正确研究方法的知识精英们，并没有傲慢地将自己围裹到象牙塔里，而是同大批熟练工匠们频繁交往、合作，在此过程中，利用自然力量的机械不断被发明出来，并立刻应用到生产与运输活动中，这才在第一时间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钟表制造、造船与采矿业是工业革命前英国三个产生并集中了大量熟练工匠的行业。从17世纪晚期开始，这三个行业的大批熟练技工与掌握科学知识的阶层合作，为后来工业革命准备了作为技术基石的机械技能，精确而优良的仪器仪表，以及抽水机、蒸汽机与铁轨运输技术。待英国技术革新的边际效力趋于成熟时，拥有正规教育体系以及更崇尚数学计算的法国和德国，随之在化学与材料科学方面迈出了大步，终于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一个不断引领技术革命的社会机制。

　　由此观之，西方世界之所以率先能够建立起如此社会机制，挑战和宽容是起了显著作用的突出文化要素。如果没有向前辈所积累的知识与思想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恐怕就没有培根式科学归纳推理方法体系的建立，而如果没有对挑战者这样的“异端分子”的社会宽容，挑战者也将难有立身之地，也就不可能有知识体系和思想更新。

　　中世纪时的欧洲是一个相当不宽容的世界。意大利人布鲁诺因用意大利语传播日心宇宙论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波兰人哥白尼直到告别人世之前才敢出版他那本《天体运行论》，伽利略一再遭受罗马教廷的迫害。正是由于欧洲经过艰苦斗争才从极不宽容的社会走向了宽容，才使人们倍感宽容的重要与珍贵。

　　毋庸置疑，宽容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和接受新思想的社会，是一个务实学习并积极变革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从公元1368年起始的中国大明王朝的开创者为其社会划定了内向保守的基调时，就意味着政治的集权与垄断，决定了统治者对竞争和挑战者的极端担心，并演变成对稳定的片面追求。当这种追求达到极致时，统治者便生活在对一切充满猜疑、恐惧而打击并压制一切创新的自我禁闭中。如此情形之下，所谓科学理性、思想活跃以及技术革新，都与之无缘。

　　恰恰正是从那时起，欧洲人成批地到东方学习新技术新工艺。他们只重视知识的有用性而不管其来源何处，只要是对自己有用，便不在乎用何种手段获取。用经济史学家莫基尔教授的话来说：“欧洲人在窃取外国技术上恬不知耻，这在众多产品和工艺按照所谓的外国起源来命名上得到印证。”牛顿也极力主张：“重要的是学习，而非传授”。基于这种近乎疯狂的以实用为标准的学习，欧洲人一旦获取了先进知识，首先考虑得是如何运用到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并从中谋利。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欧洲人和中国明朝人对海洋航行的方式与目的很不相同，前者以如何发现新大陆以及航行能带来多大财富为目的，在乎的是会带来多少可见的收益；而中国人则是一路慷慨赠予，在乎的是如何一路展示中国的富有和荣誉。欧洲人的务实探索，使得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从而使这种探险成了可持续的获取和积累财富的行为；而中国明王朝的航海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以至于无论多么富有也支撑不起如此奢侈的远航，不中途停止，那才是怪事呢。

　　这种差别，造成了日后中西方在技术革新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落差。好在，难以为继的窘境逼迫着中国人寻求出路。特别是，30年前开始的开放改革，使这个社会在慢慢容许挑战的同时，也变得渐渐宽容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因为有了起码的应战与宽容，才有了这30年的持续开放、虚心学习、务实发展。但不应忽视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最容易形成强大的新型既得利益集团，而凡是既得利益者，通常均为因循守旧者，而“因循守旧是宽容和多元化社会形态的大敌。”没有了宽容和多元化，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社会创新都将停滞，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刻教训。因此，如何确保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挑战与宽容的社会特质，并继续给予深化和扩大，是当前思考中国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问题时所不能不给予特别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