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思 著

　　钟正生 邢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陆伟飞

　　真正的智者，一生都在思考。道格拉斯·诺思就是这样。他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开创者，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今，他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2005年，居然又出了一部专著《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而且，较之成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来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风格迥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诺思勇敢地闯入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比较陌生的领域，如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他也因为对社会秩序的追索而进入了心理分析的领域，写成了《感觉的秩序》。

　　诺思在诺贝尔奖网站上的自传补充，可以帮我们了解他心境：“自从1993年获得诺奖以来，我仍在继续我的研究，努力发展一种分析架构，以便更好地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长期变迁。朝着内心这个目标，我更深地介入了认知科学，试图去理解心智和大脑如何工作，了解它们与人们做出选择以及与既有的信仰体系有什么关系。很显然，这些更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是发展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必要的先决条件。我还试图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显然，一种有效的经济变迁理论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学，它应该努力去整合社会科学，并与认知科学相结合。”

　　诺思的这几本代表作，篇幅都不大，只能算是小册子，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地位。科斯更彻底，没写过一本书，仅凭几篇论文，就已经成为新制度学派泰斗了。做学问不在于话多，而在理论的创造力。再厉害的武学宗师，往往也只是传下一招两式而已。

　　从《西方世界的兴起》到《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再到这本《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诺思的追索是一以贯之的：层层往下挖，揭示现象背后的现象。西方学者确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一切复杂问题，都要被还原成基本的元问题。就像亚里士多德，非得追问出一个第一推动力来不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用西方的样本，证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这颠覆了之前经济学界在技术革新中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传统。《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的思想有了转变。他并不认为一切的制度变迁都会朝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因为“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无法自拔。

　　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中，诺思提出，对人类活动所处世界的非各态历经假设、信念体系以及所形成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三个关键性要素。所谓非各态历经，就是说人类不可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经历一遍，所以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局部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则是处理这些不确定性的手段。与此同时，知识和信念的形成，也依赖于跟外部环境的互动。环境与内心信念之间需要一定的适应性。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就是要处理这种适应性，即在变化面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这里，诺思同意哈耶克的观点——个体在不同方向上创新，能够为社会找到变迁的方向，从而适应变化的环境。一种温和的进化论观点。诺思以前苏联的改革为例子，证明了束缚个体创新能力的体制在变迁的环境下是如何不堪一击。

　　但诺思没有哈耶克乐观，他说：“意识的意义在于这种诱发机制已经扩展了人类的创造潜能，并通过与不同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来应对由人类变迁导致的新问题。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总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有时候经验与意识的交互方式会产生导致停滞的制度，从而使人类在更为动态的社会中受挫。信念体系从处理物理环境的结构向处理人类环境复杂问题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种转变的成功并不是自动实现的。” 诺思认为，需要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多样的制度和组织以便试验不同的政策，而且需要有效的方法去消除不成功的做法。

　　关于中国的经验，诺思强调，西方的产权和司法体系，不能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中国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发展出一种信念，它无须借助西方的标准处方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过诺思还是认为，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构建激励体系，这可能需要建立更具西方的适应性效率特征的制度。

　　不过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经济史或者社会史，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当成古代的目的。似乎古代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现代的出现做准备。当诺思断定个人主义和对私有产权的尊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法宝的时候，他似乎是在说，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世界是多么的不合理。他还是没有明确解释，近现代西方的这些核心精神是如何转变而来的。因为很显然，个人主义并非在所有社会状态下都是取得成功的要素。在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如果没有外部的救援，个人主义足以把这里的社会毁灭。富人举起枪对准穷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把多余的食物与穷人们共享。平均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是保存群体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历史上，需要群体内部同舟共济的时候非常多。我们也不能保证，今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现代总有一天会变成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