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有两个人居功至伟：一为上海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另一位就是张公权。他们的实践和思想，对中国银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有一定影响。

　　张公权，名嘉璈，江苏宝山人，生于1889年。他的祖父是晚清县官，父亲张祖泽则是上海本地的著名中医，兄弟姐妹共12人，倒有一大半成为近代史上显赫人物。比如，他的二哥张君劢，与张东荪并称“二张”，晚年又成为新儒家代表。

　　张公权从小与张君劢一同读书，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他的导师中有袁观澜和唐文治这样的文学名家。 1906年，张公权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导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堀江归一和福田德三两位教授。可惜他后来家道中落，再付不起学费，于是1909年归国，在邮传部路政司谋了份工作，后又任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编辑、总编辑。后来，张公权曾积极从政。但经梁启超劝说，决定弃政从商，赴上海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年仅25岁。张公权从此正式步入银行业。

　　中国的银行业在20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钱庄，如著名的山西票号；一类是外资银行，著名的有英国的汇丰、美国的花旗、日本的三井和住友、法国的东方汇理等；还有一类就是真正的现代银行。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后又改称“大清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家银行。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里就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正式作为中央银行开始运作。与此同时，民间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兴起。由以前旧式银行改组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等，以及新成立的天津盐业银行、上海殖边银行等，共同构成当时中国金融的主力。

　　张公权就在这个阶段进入中国银行，并很快崭露头角。他亲自修订中国银行则例，加强银行的独立性；又竭力抵制当时政府直辖中国银行的企图，以保证金融和国家财政的分开；他还注意团结同业，组织多家银行的经理一同参见“同业聚餐会”。这都使得张公权成为当时金融界中越来越引人瞩目的新星。

　　可以说，1916年的“停兑禁提”风波才真正考验了作为银行家的张公权。当时，在梁士诒等人的献计下，当时政府决定“停兑禁提”，并于5月10日突然电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从即日起，对两行发行的一切纸币及应付存款都不得兑现或付现，并将所存现金一并封存。

　　一纸禁令顿时在群众中引起骚乱，银行门口排起挤兑的长龙。张公权毅然决定反抗这一禁令，以保证金融的独立性。一连三天，中国银行非但没有关门，反而延长了营业时间，来者不拒，一直等到挤兑人数渐少，直到当时政府发布取消暂停兑现的决议为止。在这次风波里，张公权维护了中国银行的名声，也使得自己成为真正的银行家。

　　此后，张公权在1928年10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935年中国银行经第二次改组后，张公权被迫离开银行业，转任当时政府的铁道部长。他在中国银行总共工作23年，先后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总行副总裁、总经理等职。在这23年里，中国银行取得很大的发展，不仅在资本上大有扩张，也在制度上摆脱了政府控制和外国银行的挤压，成为真正独立且有竞争力的现代银行。

　　1938年，张公权转任交通部长，在西南铁路建设上颇有作为。但张公权最终还是对金融有兴趣，他在1943年辞职赴英国考察经济，1945年9月匆匆回国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路理事长。

　　张公权在银行业实践中成为江浙财阀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跻身于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高层，是当时政府在财政和金融上非常倚重的一位人物，对中国经济问题也有比较深的观察。

　　张公权很早就意识到当时中国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1948年，张公权临危受命，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此时，他想出几招，先是发行公债，以公债代替国库证来抑制通胀。但局势濒危，金融界和市民都不认可公债。为此，张公权又想出开放汇市，同样因为黑市猖獗而无功而返。最后，张公权求助于政治打压，但却使自己不得不离开中央银行总裁的位置。

　　张公权离开金融界后潜心治学。从1953年起，他接受美国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的教职，讲学七年，并写了好几本回顾和总结中国金融史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他退休后又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员。

　　1979年10月13日在，张公权美国加利福尼亚逝世，终年91岁。据称，他晚年“对人心平气和，治事无怨无尤。故临终既无遗憾，亦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