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6月6日我在本栏上发表“怎样解释政策目标与效果的‘漂移’”，提出了政策目标漂移的主客观原因。言犹未尽，今天在此，我想再展开些来谈，试着解释一下近期政策目标与其结果漂移后产生的系统风险问题。
没有疑问，物价上升是2008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如果就此溯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物价问题是世界性的，并非中国“特色”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物价上涨虽然是世界共性的问题，但在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体中如何去调控，以实现利国利民的政策目标？我们的先验假设是，中国的宏观政策是利国和利民双赢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
说中国物价问题是世界性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世界性的物价上升，不仅表现为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即所谓的大商品价格也在上升，而且是成倍地上升。从而时时冲击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在需求并没有呈相同比例上升的时候，决定商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如果资本市场处于牛市，则可以适度吸收货币的供应量；如果资本市场处于牛市结束状态之时，那过多的货币必定会去寻找“国际性”商品以求保值和增值。当前充斥国际市场的货币主要是美元，而美元以“次贷危机”为借口，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导致了原先已经处于高位的石油、粮食价格几如脱缰野马般急剧上升。
当劲升的石油和粮食价格一起向中国挤压的时候，幸运的是中国的粮食相对富裕，但石油价格上升反作用于贬值的美元，却对中国的国家意志发起了挑战，使得大量储备美元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双重挤压。人民币持续对外升值，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持续外移，特别是以美元形式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时候，此时，国家的利益在不断地损耗。内部物价持续上升所造成人民币对内贬值，却是国民财富不断地向国家集中的过程。
鉴于上述分析的自然逻辑，笔者以为，此情此景下，政策取向须注重控制货币流动性，以实现物价稳定保护居民利益；同时实行有管理的外汇管理政策，不让国民财富过快流失海外。从2003年开始，存款保证金率就处于持续上调过程中。这种为防止通货膨胀打提前量的做法，本身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客观上对物价上升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政府的政策目标很清晰，即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的火力对准物价没有错，出现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的巨大漂移，可能就存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政策“视角”的问题。
以中国人的智慧，看问题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辩证地全面动态地看问题。因此，物价问题不可能是封闭的孤立的事件，它是国际性的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政策的取向。如果我们明白，美元贬值是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为了解决“双赤字”问题而采取的战略行为，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与国际石油寡头利益是一致的，不管我们采取自由兑换还是有控制的汇率政策，都会因为美元贬值而输入通货膨胀。顺着这个思路，要解决国际性通货膨胀因为美元贬值而被动输入因此蒸发国家财富的困境，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上中下三种策略：
上策：扭转持续三十年重商主义政策取向，不再以美元为财富的唯一象征，平衡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投资中国和投资世界以占有最大化的物质财富特别是战略财富为取向。改变投资围绕出口的政策取向，实现投资与消费、投资与新能源发展、投资与出口的平衡。利用石油“危机”状态，启动中国式能源战略，充分发挥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地质能等新能源开发上的潜力，摆脱对石油能源的过度依赖，进而走出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切断国际垄断资本操纵价格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中策：鼓励中国居民出国投资实业，特别是土地上的粮食和矿产、能源；开展国际企业股权投资；鼓励外出进行产业开发，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这就涉及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如何使用的问题。主权基金形式和民间投资形式的并存，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如能将美元形式的财富静悄悄地化为农业、工业、矿产、能源等股权形式，则将大大分解当前集中储备因为升值带来国民财富蒸发的风险。如果能采取这样的策略，中国人的财富还会因为物价上升而不断升值。
下策：继续加大持有美元国债，继续以美元形式大量持有外汇储备。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宏观调控力度，人民币可能因此不断升值，海外热钱持续涌入，无论是提高利率还是提高存款保证金率，越是紧缩，涌入的钱和渗入的钱越多，如此循环往复，金融体系将渐渐与实体经济脱离，一旦金融虚拟体系无法抵挡越来越多的“流动性”，最后是热钱涌入实体经济，出现物价控制的金融手段与物价上升的经济后果相矛盾的结果。
为此，许多研究者的结论认为，政策价值取向要想实现利国和利民的辩证统一，就得在开放的条件下走出独立自主的外汇管理和使用之路，集中力量开发新能源，切断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对我国民财富的掠夺链条。那样，我们的农业、工业、资本市场，就有可能在科学发展的条件下，形成和谐增长的局面。倘如是，政策调控的目标和调控的结果便有望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