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强
2005年中央政府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经济过热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有增无减，今年 4月份的CPI指标同比上涨8.5%，既超出了市场预期，也达到了12年来的最高峰。而6月7日央行针对抑制通货膨胀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17.5%的政策，使得深沪股市连续大跌，跌幅接近20%，其中6月10日当天大跌257个点，造成了市场极度恐慌。6月12日，国家统计局尽管宣布5月的CPI回落到7.7个百分点，但市场恐慌依然不减，当天沪市又一度跌了110个点。当前，如何有效控制通胀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一、通货膨胀已不再是一个单纯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经常性问题。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1960-1962年、1973-1977年、1979-1981年、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1995年以来多次的通货膨胀。按照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是更多的货币追逐不变或更少的商品和服务，但是，笔者认为，在不同的经济金融背景下，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成因，因此，通货膨胀的内涵及其治理策略将有着根本的不同。整体看上，1983年之前发生过的三次通货膨胀（1960-1962年、1973-1977年、1979-1981年）是由财政赤字引起的，财政赤字发生在前，通货膨胀紧随其后，因此，这类通货膨胀可界定为“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1984年至1995年爆发的三次通货膨胀（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不再是由财政赤字引发，而是由银行贷款过多投放导致，属于“信贷扩张型通货膨胀”。而1995年以来的通货膨胀趋势，目前决策界、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认为是输入型、成本推进型、资产泡沫型或需求拉动型的都有。由此，关于通胀治理之策，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不过，从中央银行表现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上看，治理手段依然是传统的提高利率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07年以来，央行先后6次加息，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然而，这两种治理手段的效果并不明显，相反，却产生了诸多负面的效应。
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货币问题，源于货币扩张，是货币管理失当引发的结果。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的形成可能源于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多印了钞票，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也可能源于商业银行扩大信贷供给，在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下，导致了货币扩张。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形成不仅可能导源于以上两个原因，也可能是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所以，关于通货膨胀的认知和理解，必须跳出传统思维，以更全面的、国际化的视野来分析和把握。笔者认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加转轨的国情决定了通货膨胀的成因非常复杂，其性质与内涵也赋予了新的特点，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产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它们对通货膨胀形成的贡献度大致是3：3：4。
首先，从制度层面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对建立于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GDP的高速增长，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此外，对于粮食、食品价格和石油、能源价格长期奉行低价政策，不仅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压力，而且使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得以长期积累，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其次，从结构层面讲，结构调整是我国宏观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导并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产业、产品依然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一直增长缓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不仅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回报率较低，导致了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助推了通胀势头。
再次，从对外开放层面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7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贸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尤其是近几年“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动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趋势起因于中国经济体过度依赖于外资、外贸或外需，这种“外需导向型经济”从国际市场输入商品的同时，也输入了通胀，同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失误导致套利热钱推高了国内各类资产价格和商务成本。因此，从本质上讲，本轮通胀趋势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所产生的输入型通胀趋势。斯蒂格里茨也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输入型的。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仅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丧失了相同的假设前提，也使各国的实践丧失了可比性。由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通胀趋势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成因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是美国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对中国的转嫁。这种新型通胀趋势不仅局限于中国，而且具有国际广泛性。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的通胀趋势尽管具有货币主义的通胀表征，但其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一个是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因此，防治通货膨胀必须跳出传统思维，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寻求新的求解之策。
二、增强政策组合效应是抑制当前通胀压力关键
面对当前复杂的通胀压力，我们必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政府的调控政策除了要注重政策的科学性，更需要注重政策组合的艺术性。有观点认为，无论怎样，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货币现象，必须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份内的事，其他部门如商务部、发改委等不可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他们还搬出弗里德曼的说教（如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为之作注解。笔者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政策，它的作用就是调整总供求关系，它既解决不了经济结构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制度问题，更解决不了粮食和能源价格问题。而且，它只是一个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治通胀，必须深化解决经济体制改革，除了运用货币政策外，还要统筹协调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流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的种种挑战。
事实上，我国当前通胀压力的形成与宏观调控能力不到位有关。前已述及，由于各部委片面强调自己政策的独立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调控政策效应的抵消。所以，统筹协调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流通政策，增强政策组合的合力效应，是抑制当前通胀压力的关键，期望借助货币政策的单方面作用，是难以奏效的。
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实行减税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扩大产品供给。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对农业、短缺商品和地震灾区的补贴和支持力度；二是平衡财政预算，精简各级政府机构，大量裁减政府机构人员，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三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不适当干预，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和发展活力；四是对行业和产品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增加供求紧张产品的生产，对于农业、重化工业等短期政策不能奏效的产业，应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中长期政策，实行倾斜的产业政策；五是坚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产出率和改善经营管理放在政策的重心，即把经济效益放在政策的首位；六是限制重要战略物资、资源和商品的出口，扩大商品进口，平衡国际收支；七是提高粮食、能源、电力、环境保护以及其它资源的定价并与国际市场接轨，改变中国资源补贴全球的状况，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非市场化因素，从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预期；八是进一步加强外汇流入的监管，严厉打击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
当然，在防治通胀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就已有的政策实施情况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作用空间已经不大。首先，从存款准备金率方面看，理论上，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从而对通胀压力起到一定抑制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特有的金融货币体系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货币传导体系并不是很畅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对通胀的抑制并不很强。同时，随着我国信用卡、各类消费卡以及许多准货币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广泛流通，货币供给量进一步扩大，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物价水平都有较大的影响，但它们受存款准备金的约束较小，这样，就进一步弱化了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胀压力的效果。所以，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效应是有限的。
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也认为，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向来收效甚微，在金融体系并不完善、有时甚至不太稳定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手段的效果想必也不会太好。从利率方面看，提高利率可以降低总体需求，由此可以减缓经济并且限制某些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但是，除非运用到极致，提高利率本身并不能把通胀压力降低到设定的水平。就我国的情况看，如果央行加息，那么就会进一步吸引投机资本，进一步加大热钱的涌入，同时也会强化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商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我国目前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入型的，提高利率对农作物、燃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只要我们不采取措施限制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当国际农作物和石油价格显著上升的时候，国内价格肯定也会显著上升。尤其是，国际上对以加息来治理通胀长期存在一种误区。斯蒂格里茨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各国中央银行都奉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简单化经济理论，但是，自从货币主义失效，推崇这一理论的国家付出了高昂代价后，各国央行开始寻找新的理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应运而生。即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设定的水平，利率就应该提高。这一粗糙的药方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或者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但事实上，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都正式设定了通胀目标，我国也是如此。目前，设定通胀目标受到了考验，而且它几乎可能通不过考验。斯蒂格里茨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放弃设定通胀目标，大幅提高利率带来的经济疲软和失业上升对于通胀不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笔者认为，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在具体操作上，要适时、适量，讲究动态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因矫枉过正而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面对持续的通胀压力，央行调控政策的注意力应该从关注CPI达标，转向关注经济体自身素质的改善、转向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保护、转向关注经济稳定性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上来。
为此，我们建议：⑴调整存款利率，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调整为贬值；⑵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缩小银行存贷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负利率转变为正利率；⑶加强资本项目管制，在人民币贬值到合理目标之前严防资金外逃；⑷取消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加大社会资金供给的数量、效率和灵活性；⑸迫使美联储放弃弱势美元政策。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现实下，我国央行的单独行动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中美央行一起采取行动才能奏效；⑹央行不能固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关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顾及对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强调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传统教科书的观点，而且这一观点产生时的环境与现在的环境截然不同。当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规模较小，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没有现在这样显著。由此，增强货币政策的协调性是央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此外，各种迹象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间还必须执行。但是，对于该政策所显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从银行业的情况看，近一段时期以来，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以下问题：一是中小企业贷款和票据融资下降较快，二是长期贷款迅速增长；三是个人按揭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四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房地产贷款风险有所上升；四是商业银行流动性非常紧张，一些银行的存贷比已经超过75%的大限，有的甚至达到88%，乃至更高。所以，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大。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了抑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功能的发挥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是否继续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和检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为招商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