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都说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了迷局，看不明白。对于很多人，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一致的逻辑。宏观经济学还不是特别成熟的学问，还没有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范式，所以，经济学家对于很多现象的解释往往不仅有分歧，而且逻辑也并不相同。

　　我们暂且遵循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使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宏观现象。从凯恩斯以来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是由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改变引起的，与供给方面的关系不大。这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相对比较不容易改变，比如，劳动力规模、资源的数量以及技术状况等，这些因素在短期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在长期，它们才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要看明白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就要看明白我们经济中的需求流量是怎么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的看法是，与5年多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初大概可以理解为由一个我们没有怎么特别重视的“外部震荡”引起的，是这个震荡推动了总需求的增加，在我们原本平静的经济流量中掀起了波涛。

　　那么，这个外部震荡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认为发生在2003年前后。

　　这得从当时的经济环境说起。在1998年至2002年这5年间，因为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出口遭遇了寒冬。原来用于出口的生产能力不得不转入国内市场来消化，结果，相对于国内的需求状况，生产能力突然增加了。这使得物价总水平开始下降。于是，宏观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

　　为了走出物价（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局面，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放松了金融控制，信贷和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在我看来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福利分房制度，并通过大规模的鼓励消费信贷和放松金融管制的办法，激活了全国房地产市场，进而带动了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需求。所以，从200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由于需求激增，之前过剩的产能很快被消除，而且原来受需求约束的部门被打开，流量开始剧增。GDP增长加快，很快超过两位数。随之不久，由房地产拉动的其他投资变得活跃起来。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于是，在2003年至2004年间，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了趋热的苗头。

　　房地产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快速增长，这就大大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赢利状况和储蓄能力。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虽然1994年之后就开始出现连续的贸易顺差，但1999年之后顺差才加速增长，到2003年之后更是超常增长。因为需求流量必须平衡，贸易顺差加速增加，显然不是汇率低估的问题，而是国内储蓄增加的必然结果。

　　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意味着在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也意味着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不断被低估。在这个局面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然让全球的投资者把更多的外部资金调头，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大规模流入中国资产市场，迅速助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并演变成过度繁荣的局面。因此，2005年至2007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对付流动性过剩和控制资产部门膨胀着实让央行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政府在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我曾撰文说，2007年初通胀的迹象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 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货币当局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以减少流动性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紧缩力度加强。

　　但是去年底M2同比增长还是高达18%以上，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于是，中央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内部平衡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趋势，政策目标因此由“一防”变“两防”。

　　但问题是，当国内的信贷控制和货币政策收缩的时候，国际上以石油、粮食和其他基础商品涨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却加快了，并演变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说2008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就是因为我们同时面临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然就不管用了。同时，它对经济增长又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高增长与高通胀的局面是否很快会演变成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局面？

　　国际上发生的以粮食和能源等基础商品涨价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反映了世界经济中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不会很快过去。美国经济的低速和衰退已成定局。中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商品是出口到美国的。今年之后，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国际经济的下滑和出口增长的回落。

　　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期，渡过难关的唯一有效出路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调整。从国内来讲，绝大多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状况已达“前沿面”，调整的空间不大了。所以，通货膨胀和成本持续上升对大多数加工制造企业的打击很可能非常致命，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即使对那些挣扎中的企业而言，2008年之后，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也会让它们不断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成本调整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也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政府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从严掌握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也肯定抑制经济增量的增长。

　　这样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我认为，这可能是1994年以来中国将要经历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难的时期。上一次，对付通货膨胀的宏观紧缩政策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出现了集中的和大规模失业；而这一次，我们将再次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今天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由一个我们没有怎么特别重视的“外部震荡”所引起，它推动了总需求的增加，在原本平静的经济流量中掀起了波涛。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这可能是1994年以来将要经历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难的时期。我们将再次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它需要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