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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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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现实:
    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
    要是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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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投资应是灾后重建另一翼
    这回,“从鸡蛋里找到了许多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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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现实: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
    2008年06月2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袁 东 沈飞昊
      蒋玉磊 制图
      促使中国以往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主体要素正在发生变化,而增长速度的转换,在其他追赶型经济体中也多次出现。我们既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过去30年的高增长水平而过于透支未来,造成经济与社会的过度紧张,也没有必要为增长放缓而过于担心并滋长悲观情绪。只要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就说明中国经济社会还在以较快速度进步。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草色遥看近却无”,“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从远处和近处观察总是大不一样。对到底哪种趋势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尽管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有十分确定的预测,但如果放在一个远近结合、横向比较的时空框架内分析,肯定会增强认识的清晰性。

      比方说安格斯·麦迪森重新修订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在大跨度时空比较框架内的数据分析,就让人得益匪浅。可以说,麦迪森在数据丛林中,以其独特方式开辟出了一条认识从公元960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道路。不论其假设基础如何,这种用连续数据链条勾勒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史,在我所能够知晓的中外学者中,麦迪森都是开创者。今天,我想借用麦迪森的几个关键数据,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最可能的趋势。

      按199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GDP,14世纪前,中国一直超过欧洲,长期保持在人均450至600美元的水平,养育了差不多每个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欧洲人均GDP在14世纪后超过600美元并快速提升,而13世纪末中国四分之三人口聚集到适合种植水稻的南方地区,外延意义上的土地开发达到饱和时,经济增长渐渐处于停滞状态,虽然经济总量一直在提升。到1820年时,中国就已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

      1820年应当是中国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年均GDP增长率看,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0.33个百分点;而在1820年至1952年间,中国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是全球最低的。就人均GDP看,在世界平均水平由1820年的667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2260美元时,中国则由600美元降到了538美元,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0.93%。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因之由32.9%降到了5.2%。

      尽管从1952年开始,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增长率,中国增长步伐都快于以往,但在1952年至1978年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增长速度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持续下跌到4.9%的历史最低点。

      正是这种巨大差距,致使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便爆发出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能量。1978年至今的30年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口径,中国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是世界各个经济体中最高的,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占全球经济的份额随之达到了15%左右。

      学者们很容易总结出引发这30年高速增长几个主体要素:一是基数太低;二是大大放松了对内管制,主要资源基本交由市场配置;三是快速而全面的对外开放,中国已成为最开放的经济体;四是巨额资本投入,支撑这一投入的储蓄率在过去十多年里高达60%,亦为世界之最,这还不包括7800亿美元外资;五是持续增大且素质不断改进的劳动投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上升(由1978年的54%上升到70%)并趋于最高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由1978年的5.33年提高到目前的10年多;六是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近3%。

      显然,今后中国经济是否还会以过去30年间的速度增长,也正取决于以上六个因素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能否出现中国独特领先的新因素。现在看来,以上六个要素中可能会发生相反方向变化的有以下三点:一是基数已经较高;二是无论对外开放空间,还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都会不可避免地小于过去,这决定了资源利用效率增长幅度也在降低;三是伴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而来的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消费总水平与结构的提高,决定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也将走低。不过,鉴于行政管制领域仍有很大改进余地,特别是诸如铁路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业,以及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等国有控企业的改革推进;加上中国的教育发展还有相当空间,技术自主创新已渐成气候,从而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亦即资源利用效率仍会上升。

      综合这些变化可以推论,今后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再有过去30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上。从这一点上看,麦迪森的以下预测还是有道理的:从现在起到203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接近5%,人均GDP年均增长4.5%,虽然分别低于过去30年平均水平4个、2个百分点左右,但这一水平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而且人均GDP增长幅度仍是世界最快的。这一增长势头足以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23.1%。

      其实,类似增长速度的转换,在其他追赶型经济体中也多次出现。就过往最具追赶特征并取得成功的美国与日本看,就1820年至1952年、1952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03年、2003年至203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看,美国的轨迹是3.76%、3.61%、2.94%、2.56%,日本是1.74%、7.86%、2.53%、0.95%,不仅都呈逐步放缓趋势,而且美国从1952年、日本从1978年开始的增长率都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国人均收入和经济生活质量的放缓,反而其经济社会结构更趋于改善,科学发展领先世界。

      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的中国,随着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增长放缓是必然,也是正常的。既没有必要为了非得维持过去30年的增长水平而过于透支未来,造成经济与社会的过度紧张,也没有必要为增长放缓而过于担心并滋长悲观情绪。只要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现实增长率不低于潜在水平,就说明中国的经济社会还在以较快速度进步,在中国的各项投资就会有比较高的回报。

      所以,无论是民众,还是宏观政策掌控者,都应该正视中国经济增长水平逐步放缓的长期化现实。必须清醒的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再积极推进各种可能的改革开放,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到2030年中国真的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仍比1820年的水平仍低了近10个百点,人均收入顶多也只相当于西欧1990年的水平,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三分之一,仍没摆脱追赶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