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Y君是我在早大比较谈得来的一个日本朋友。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溜，尽管有时候说起来有点文绉绉，偏书面化，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功底。他的本科和硕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阶段先在中国社科院政治所一位老先生那里攻读，后来回到早稻田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在中国十年，Y君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都已经相当中国化了。据Y君自己说，在日本读博士要比中国难得多，每年三十来个博士生进来之后，5年之后能正常获得学位毕业的也就寥寥可数的一、两个人而已，连续几年没人毕业都很平常。日本人早已熟悉了早稻田大学这一约定俗成的严格筛选标准，很多到早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尽管很努力读书，但都已经做好毕不了业的准备。而且，用人单位也大体明白这里的规则，习以为常，所以虽很多人没法毕业，但仍能在其他大学找到一份教职。

　　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他说的这个难度，但是，我每次在晚上十二点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他办公室仍亮着灯。尽管他家离学校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地铁路程，但他的衣食起居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就连节假日也是如此。

　　有时候，Y君在空闲时间会到隔壁的办公室找我聊上几句，也会把一些他正在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论文给我看，比如国防生制度、八荣八耻观等。有些非常细化的小问题和正出现的新问题，甚至连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

　　不过，真正让我开始了解Y君的是我临别东京之际，在路上他和我的一番交谈。

　　离别之前，自然有不少的事情要处理。由于2006年刚去东京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办公室让我们同时办理了邮政卡和东京三菱－UFJ银行卡。邮政卡因为还有后续性的事宜仍需保留，但东京三菱－UFJ银行卡已不需要了，得去注销。可由于我在日本期间一直也不愿学日语，此时去办事可就傻眼了。刚好此时遇到正来辞行的Y君，马上热情地带我去周边的东京三菱－UFJ银行去办理。说实话，来日本那么久了，很少遇到有那么主动、那么热心肠的日本人。

　　沿着早大西门小巷直去就有一个东京三菱－UFJ银行营业部，但可惜这个业务没有办法在终端POS机上处理。Y君说，他出国很多年了，对日本的情况也有点隔膜，就打了个电话问问他妈妈应该怎么办。他妈妈告诉他，需要到有人工服务的分理银行办理，最近的营业部可能就在高田马场附近，大约还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眼看已经是一点多了，银行很快就要关门。而第二天早上我就要离开东京，所以必须在三点下班之前全部办理完才行。情急之下，Y君说，你坐我的自行车，我搭你一起过去吧！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这在北京都是不允许的哦！Y君说，没关系，日本警察很少，也很少会来查的。于是，我就坐了上去。但没想到，Y君所谓的很少警察恰恰就给遇上了。停下车后，警察很礼貌地说，他需核查一下要Y君的证件。折腾了十来分钟之后，警察让我们走了，并提醒我们不要再骑车带人了。Y君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应该只要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但他的事情比较麻烦，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

　　原来，他回国之后有件一直让他苦恼的事。

　　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回国不久的一个晚上，Y君从办公室学习完准备回家，因为第二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他必须赶回家给妈妈过个久违的生日。可当时早已过了地铁和公交车末班营运时间，而在东京打出租车是那么贵，没有特殊情况，大家一般都不会考虑，更何况Y君这样的穷书生。刚好，办公楼下有很多自行车是没有加锁的，他就顺手推出一辆往家骑去，想想第二天放回来也没有什么关系。救个急，骑上别人没上锁的自行车总也情有可原。但他那天在回家路上偏偏遇到警察查岗。警察在对讲机中向同事核实了一下，就发现了此事，马上带他到警局录了口供。按中国人想法，顶多也就是罚点款，口头教育一下。但Y君告诉我，这件事就马上记录在他的个人信用档案里了，成为他身份上永远的一个“污点”，任何单位都可以查到他的这一“不良”记录。刚才那个警察可能和警局的同事核查他这辆自行车时就了解到这一信息，所以特别多核查了几遍。

　　听完他的叙述，不免觉得有点惋惜，中日两所最有名大学的一流高材生，倾心中国文化和汉语的优秀人才，眼见就要被埋没了。我叹了口气，问了一句：这会对今后博士毕业找工作有影响吗？他沮丧地回答，“当然有，要不也就不用担心了”。我这才意识到，刚才问的那句话真多余。我也只能很无奈地安慰了他几句，希望他的求职最终还是看业务水平和努力程度。

　　就Y君个人而言，我完全相信他能通过他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最终实现进入日本最好的研究机构这一远景。因为他的确具有这一实力。但是，Y君的这一烦恼，足以让我们从日本人一丝不苟对待小节的背后看到一个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制度系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同的制度惩罚机制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