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油价调升千呼万唤终见下楼来，引起的反应值得深思。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油价大涨小回，从每桶60美元攀升至140多美元的空前高位。可以说，国内油价调升是必然的、早晚的事。现在看来，促使高层做出油价调升决策的因素，主要有国内外两种压力，一是亚洲近邻调升油价带来的压力，今年5月25日，印尼政府率先宣布调升燃油价格28.7%，6月4日，印度政府宣布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提高约10%，超出市场预期。当天，马来西亚政府也宣布，从6月5日起调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分析人士指出，补贴油价导致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是亚洲各国纷纷放松油价管制的原因。但是，它们轻松了，中国国内油市场却更加紧张了。有报道称， 5月份，广东地方海关出口油品暴涨38倍，据推断，这很可能是印、马等国油商提前吸货，囤积居奇的缘故。二是国内多个地方出现的社会治安的严峻局势带来的压力，6月10日，山东淄博，当地数十家加油站因为“无油可售”，引发司机与加油站工作人员激烈冲突。6月17日，广东部分加油站也上演“肢体冲突”。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如因为闹油荒，影响了居民的正常出行和三夏农业收种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政府管理、管制物价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如在全球化环境中，我国对油价的管理、管制，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竞争优势，能给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宽松的运营环境，但是，也应承认，政府管理物价、管制物价的合理性也存在着一个度，把握好分寸很有讲究。怎么把握好分寸呢？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政府的物价管理、管制举措一定要尊重以等价交换为核心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一定要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对于特殊行业，如石油石化业，政府在价格管制时，应以不伤害、不干扰、不破坏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为边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政策通常是“管好货币，搞对价格”，而“搞对价格”即意味着放开物价，这是常态，政府干预物价，只能作为特例，如在市场失灵时的临时性干预，绝不能长期化、常态化，否则就难以避免对物价的扭曲以及对供求关系的破坏，这是不利于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严重的话，还也会威胁到社会安全大局。

　　国内外相当多的人曾经很认同中国调升油价会在奥运会之后的判断，现在看来，他们也是智者千虑难免有失，国内外“忽然”增大的压力促使高层“果断”出手调升油价。笔者想起了十多年前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提出的高论，她说中国的改革都是“危机推动型”的改革，也即只有在经济社会出现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人们才在万不得已的心态下着手改革，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在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的状态下开始的。在前两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中，也有人说，国企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逼出来的”改革与“危机推动型”的改革，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要让“危机推动”，要被别人逼才干呢？笔者不由又想起了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丙乙之际著议第七》中的空谷之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疏若自改革。”是的，与其被别人逼着改革，不如自己积极应变、主动出手，自主自由地进行改革。龚先生之所以呼吁、倡导“自改革”，我想一定是因为他认识到，那些“危机推动型”的改革，“被逼出来的”改革往往是带有亡羊补牢性质的，往往代价甚巨，成本极高，而“自改革”，因为是主动应变、积极出手的，故往往是未雨绸缪性质的，也是投入小、收益大的，用现代经济学的常识讲，大多符合帕累托改进。还有，因为“自改革”是在宽松的有转圜余地的环境中着手的，其引起的社会震动也往往较小。

　　其实，自古以来的改革，都是被动与主动的混合体，换言之，是先有先知先觉者主动的改革提议、举措，后有后知跟从者被动的行动、进程。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商君是主动的倡导者、推动者，多数臣民是被动的适应者、参与者。再如清末的百日维新，光绪皇帝、戊戌六君子等是主动的领带者，庚子事变后，慈禧后党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压力下推行的所谓“新政”，则是被动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论的说法，因为，光绪等推行的改革，也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压力下进行的。看来，改革，也有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即面对同样的国情大势，有的人有忧患意识，且头脑清醒，并急不可待地谋求改革，而有的人则自我感觉良好，或浑浑噩噩，不思进取，以致误人误己。所以，鉴于人们所处的位置的不同，有人居庙堂之上，有人处江湖之远，对改革大业，人们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关键的少数”应该多一些主动的“自改革”，而普罗大众则应该积极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归根到底，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支持、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践行者，即使不能做改革的黑棋先手，也当尽力做改革的白棋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