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去年我在巴黎，算是见识了花都的金贵。在并非上佳的地段，房价都卖到了每平方米1万欧元（相当于约10万人民币）。即便如此，巴黎的人口最近几年又开始增长——不是巴黎大区(Ile-de-France)，而是巴黎市。其实，好几年前，巴黎市的人口就扭转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法国朋友告诉我，在巴黎还出现了中产阶级大量搬离市中心的趋势，而现在住在市中心地段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收入者，一类是低收入者。

　　千万别认为巴黎的故事是个偶然。决定现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的，主要是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增加，一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互动，而这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服务业的产品可运输性非常差，它的生产和需求往往都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最好能够住得近一些。在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高端的，即知识和创意密集型的，而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也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互动。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知道，并不只有学校才是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基地，新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咖啡馆里的一次思维碰撞。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有了这样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才会最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支撑城市的消费、房价和地价的根源。

　　现代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就这样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伴住在市中心并非偶然。一个都市的繁华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高收入者能够支付这样的消费，同时，他们也在消费和交往中交换着信息，创造着思想和机会。而所有这些，也必然需要另一群人提供服务，这部分人不需要创造，但需要熟练，不需要聪明，但需要敬业。当现代的高科技（特别是电脑）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占领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职业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餐馆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也不能住得离市中心太远。在巴黎，低收入者甚至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居住的补贴，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居住并且工作。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在工作之余的消费中获得的知识、创意和机会不如高收入者那么多，而他们的收入又使得他们宁愿住得远点，舒适点。

　　于是，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便成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伴而居的地方。高收入者离不开低收入者，如果没有一群人熟练地提供着包括照料家庭和办公室秘书这样的工作，那些高收入者哪有时间去提供创意？事实上，正是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再生产”。低收入者也离不开高收入者，如果不是高收入者用思想、知识和创意去产生价值，那么，就很少有人能够支付得起消费服务的价格。

　　中国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的社会，城市正在迅速地长大，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中国还有大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时候，怎样建立起创新型社会？其实，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真正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也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但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创新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则成了创新型人才不断被“再生产”的保证。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不应该惧怕收入和工作的分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大都市）不应该拒绝走出传统农业的人们。城市居民应该成为创造者，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支撑起一个服务部门，为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应该有能力为农民兄弟们提供培训，让他们能够具备在城市里熟练工作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些，却一味地怕外来的劳动力挤占了自己的工作和福利，那只能说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不自信。

　　同时，我也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贫民窟是合理的。城市贫民窟在一些国家大量存在，恰恰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居民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也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也正因如此，进城的人们哪怕是居住在贫民窟里，哪怕在城里受到不平等对待，也好歹能够享受一点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生活在农村还是好一些。我们不能把一些国家的贫民窟作为发展的必然，而更设法找寻在发展中不出现大面积城市贫民窟的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然是建立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和谐的城市理所当然是不同收入的人群相互需要的城市。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太差了，而城市又充满着歧视和排斥，那样的发展即使不说是失败的，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