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无论是当前，还是可预期的今后，在总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上，中国都占有很大比例，加强环境管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空间，因之也相当可观。这就是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全球范围内多边或双边环境控制规则制定与合作的意义所在。

　　生平第一次去山城重庆。那天，天气格外得好，能见度异常清晰。从飞机窗口向下看，在山峰林立中，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山头便是刺眼的斑驳而苍凉，这些高高的山头，几乎被平整地削去了尖，四周纵横的深壑峭壁间拥挤着一块块平台，那上面或者是耕地，或者是聚集着的民居，或者是冒着烟的工厂。与那些浓荫覆盖的墨绿山峦相比，这些山头就像人的遮羞布被揭去那般难堪与尴尬。

　　当飞机飞入那些没有人类居住的山区上空时，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最湿润的地区，孕育着那一条条苍葱墨绿的山脊。一眼望去，缥缈如纱的薄云缭绕着千层叠嶂的山峦，任何一幅西洋油画都没法描绘那种美，或许只有高度写意的中国画才能体现那种神韵。此刻，真让人领略了千江之美。以曲折绵延的长江为主干，大大小小的河流，蛇行龙跃，在太阳的照射下，像一条条明丽而欢快的飘带缠绕山间。

　　山城重庆，如今满眼皆是拔地而起的楼群，宛若一片片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也难怪，整个重庆市3500万人，有近1000万人居住在狭小的市区内。令我印象更深的还有穿城而过的长江，水流倒是不慢，但浑黄泛红，没有任何上游长江的那种清澈之感。真不知，重庆之上的水土流失有如何严重，更不知每年由此带给三峡水库多少泥沙！

　　对这种反差，人口压力与技术落后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在自两千多年里，中国几乎都是在一个粗放外延经济扩张路径上发展和维持。195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占到GDP的8.3%，因而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加之技术落后，农业时代的“粗放外延经济扩张”只能靠开垦新的土地。所以，当南中国湿热地区未被开垦时，四分之三的人口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作物的西北黄土干旱农业区。受可耕地与产量所限，在新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总人口一直徘徊在5500万至6000万人之间，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 。

　　当南方湿地被开垦，尤其是发现并引进了多季水稻种植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被大量开垦。这引起了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分布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到1280年突破1亿，其中四分之三聚居在南方。尽管此后，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总数有所波动，但趋势是增长越来越迅速。1560年突破1.5亿，1730年超过2亿，1780年超过3亿，1830年为4亿，1933年突破5亿，1955年超过6亿人，1965年过7亿人，1970年过8亿人，1974年过9亿人，1982年突破10亿人，2005年超过13亿。在缺乏工业及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到1978年时的工业产值也才占GDP三分之一），技术停滞及其带来的非常有限的土地生产率，只能逼迫人们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

　　然而，地形、地貌和气候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可耕地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到上个世纪末，这一比例仅为10%，而欧洲是25%，印度是50%；美国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2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大问题：耕地扩张速度永远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速，迫使中国人想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垦荒，围湖、填海、毁林造田的本事用到极致，造成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

　　可见，世上任何好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所谓好东西，当然是以满足人的需求或效用最大化为标准的，以人为判定主体，只不过有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一代人还是几代人的区别罢了。所以，经济学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中国用太有限的耕地，孕育了增长最快人口群体，这不能不说是好事。但代价是，陆地面积占全球22%的中国，森林只占不到7%，以及种种难以为继的环境成本。

　　如果说农业时代中国经济产出的环境代价已令人不安，则今天处于工业化快速挤进阶段的环境成本就更令人担忧，这是今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尽管过去30年间无论是GDP总量还是相对增长都极为可观，但人们习以为常的官方统计意义上的GDP，并非都是“好产出” 。如果将那些给当代人或下代人带来负效用的“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与破坏等——归为“坏产出”，则真正给人们提供正效用满足的GDP只能是两者之差。因而，诸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山林江河湖海的破坏度，如果不变甚至变小，即使GDP增速不变，“好产出”的增长也能提速，公众福利水平也能提高。这是为什么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各种全球范围内多边或双边环境控制规则制定与合作的意义所在。

　　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以减少污染与破坏为内容的环境管制或保护，往往伴随着更大的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改善，从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际上，如果考虑了对环境成本的控制，亦即对“坏产出”增长的抑制，过往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都会高于官方公布的水平。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出限制为起始，到2004年，有关对占全球排放量60%的APEC地区的计量分析表明 ，在没有环境管制情况下，该地区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44%，而在要求排放量不变和减少的两种情况下，生产率年均增长水平分别为0.55%和0.56%，不仅都比第一种情况高，而且生产率改善的推动力量主要源自技术进步。该计量分析还表明，在工业产值占到25%之前，随着工业份额的上升，生产率指数是下降的；一旦超过25%的份额，生产率指数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这意味着，在一定工业水平之上，工业化的推进，随着环境管制要求的提高，以污染与环境破坏为内容的“坏产出”增长幅度的停滞和下降，“好产出”的生产效率与增长会得到改善。

　　由此看来，无论是对GDP的认识与划分，还是从真正提高公众生活质量角度讲，中国政府都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加强环境管制的政策安排。因为，无论是当前，还是可预期的今后，在总能源消耗、碳排放以及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比例上，中国都是一个“大国”——2003年的上述三项指标已分别占了全球13%、15%和117% ，所以，加强环境管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空间，都会相当可观，也将大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真实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