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实

　　金融学博士，供职于ICBC城市金融研究所

　　温布尔登在这个初夏记住了连克诸强昂首挺进半决赛的中国四川姑娘郑洁。笔者上一次在体育新闻中偶然听到她的消息还是几个月前她刚伤愈复出时，想不到眨眼之间她就“郑”惊天下，不仅创造了中国网球选手在大满贯单打赛事中的最好成绩，还成为温网13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持外卡打进四强的女单选手。这种不可思议的强烈对比让笔者迅速联想到了特里谢同样出色的表演，就在几个月前很多人还在为欧洲央行在次贷危机中没有果断降息而扼腕，而现在欧洲央行却已经迫不及待地迈开了加息步伐。

　　这一切细细想来是如此神奇，但又都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大伤初愈的网坛金花创造了东方奇迹，貌似气定神闲的货币大师走在了紧缩前沿。

　　尽管了解欧洲央行十年风雨的人都不会为特里谢的“敢为天下先”而惊奇，但不可否认，很多人都会在心里小声嘀咕：“特里谢很傻很天真”。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在货币政策博弈过程中，先行者往往会承担更多政策成本。别忘了，这是一堆全球通胀的烂摊子，不仅美国、欧元区的4.2％和4％的通胀指标大大超出警戒线，日本1.3％的通胀数字也创下11年新高，而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最新通胀指标甚至高达15.1％、6.02％、5.58％、9.1％、8.9％、9.6％和26.8％。

　　无论长期中连接货币现象和实体经济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什么形状，一个共识和经验就是，短期中旨在稳定物价的紧缩货币政策一定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增长“牺牲率”，这似乎也符合自然界简单的守恒法则，得到什么必然意味着要失去什么。而特别对于先行者来说，失去的无疑会更多，毕竟在其他人还在驻足观望时，只有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通胀巨石。

　　更糟糕的是，先行者的付出可能一无所获，至少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来判断，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博弈论课堂上经典、有趣并广为流传、引用的“囚徒困境”和“公有地悲剧”似乎很支持这种论断：在全球通胀背景下，先行者的紧缩政策往往具有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其他人似乎可以推迟紧缩甚至放弃紧缩而获得额外的紧缩收益，这种普遍的“搭便车”心理，最终可能导致全球紧缩步伐整体滞后的“集体非理性”。

　　这种“囚徒困境”分析很自然地衍生出两种“先行责任论”，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更熟悉“发达国家先行论”，而在发达国家则颇为流行“新兴市场国家先行论”，本质上看颇具“扯皮意味”的两种“先行责任论”似乎都有令人信服的逻辑链条和数据取证：在前者看来，欧美国家的宽松货币、弱势货币是导致国际商品价格飙升、全球通胀风行的核心要素，实证研究也表明，美元贬值对近期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和资产价格上涨具有很强解释力。而在后者看来，发展中国家控制通胀的能力不足是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的核心要素，而世界银行的数字也充分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通胀指标的重要影响的确无法忽视，在1980年至2007年的28年间，发达国家通胀率在1.39％和12.94％间波动，平均为4.07％，其中前20年平均为4.87％，后8年平均为2.07％；而发展中国家通胀率却在5.38％和127.59％间波动，平均高达33.87％，其中前20年平均为44.78％，后8年平均为6.58％。

　　以经典理论为纲，以现实数据为证，相比本栏上一篇论及的天马行空的“阴谋论”，“囚徒困境”加上“先行责任论”似乎更能令人信服，这让人不禁担心全球货币政策是否会由于恶性博弈和推推搡搡而错失控制通胀的良机。实际上，这正是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财经传媒近来十分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美联储以及其他主要央行会及时兑现紧缩货币的承诺吗？

　　由此，笔者最先想到的却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水门事件”。最近笔者的床头读物是林达的四本《近距离看美国》，在第二册《总统是靠不住的》中，林达先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令人深思的是，让尼克松颜面尽失的致命要素并非蹩脚的“水门事件”本身，而是试图自保的“掩盖事件”和试图隐瞒“掩盖事件”的“再掩盖事件”。

　　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与“水门事件”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在次贷危机后近一年的演化显示，相比次贷危机本身的多渠道冲击，为缓解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引致的全球通胀更像是“掩盖行动”，已经俨然超越次贷危机成为世界宏观风险的最根源。而试图回避稳定物价的个体责任、寄希望于分享先行者紧缩收益的“搭便车行为”则像是一错再错的“再掩盖事件”，只能带来更加无法预料的悲惨结局。

　　可能，尼克松整个晚年都在后悔没有在一开始就选择坦坦荡荡地面对“水门事件”，那么，全球货币调控者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直面通胀，果敢紧缩，似乎才是无怨无悔，不留遗憾的坚韧之举。而且，在笔者看来，从学术和现实视角审视，“囚徒困境”和“先行责任论”也有失偏颇。“囚徒困境”似乎过于强调了紧缩成本，而忽视了紧缩收益，虽然先行者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达到预期收益，毕竟先期的紧缩效应很大一部分都“外流”了，但从中长期看，先行者还能获得难以估算的先行收益，这种收益来自于政策独立性、政策公信度、政策透明度上升对长期政策效果的潜在加成。而对于希望“搭便车”，或是利用“政策不一致性”获取短期紧缩收益的货币调控者而言，在长期中可能带来比政策信誉受损更大的伤害，在全球通胀背景下，政策调控者言而无信的长期成本远比局部通胀背景下更为高昂。因为如果通胀预期上升引致“工资－物价”的循环互促变成现实，那么通胀可能像野马一样彻底失去控制。

　　至于“先行责任论”，完全是建立在只强调先行成本的“囚徒困境”论断之上，如果先行有利可图，那么谁还会对这种“责任”避之不及呢？归根究底，两种“先行责任论”最有价值的要素正在于，它强调了共同紧缩的双赢收益，在缺乏超国界监管制度的政策博弈环境中，所谓责任不过是“软约束”，只有共同利益才有可能促使政策多边合作的达成。

　　其实，笔者一直相信，货币政策调控者可能远比市场想象的聪明。很多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经典理论，只是提供给人们一种思考的方式，而不是武断下结论的依据。也许，这一轮全球通胀背景下的货币紧缩浪潮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真实。

　　了解欧洲央行十年风雨的人都不会为特里谢的“敢为天下先”而惊奇，因为在全球通胀背景下，政策调控者言而无信的长期成本远比局部通胀背景下更为高昂。如果通胀预期上升引致“工资－物价”的循环互促变成现实，那么通胀可能像野马一样彻底失去控制。